浅析证明责任理论

(何旺翔 南京大学法学院 210093)

一、浅释证明责任
何谓证明责任？学界向来对此众说纷纭，可以说学界关于证明责任表述的不断演变过程，也正是学界对证明责任理论认识的不断深化过程。
“证明责任”这一术语最早出现于罗马法初期，长期以来人们将其解释为当事人就自己所提出的主张向法院提供证据的责任。直至1883年德国诉讼法学者尤利乌斯·格尔查将证明责任区分为主观的证明责任与客观的证明责任，对证明责任的认识才跨入了一个更加科学合理的新时代。
在我国诉讼法学界对其的认识也因所处时代的不同而形成了三种不同的学说，即：一、行为责任说，其认为证明责任是指：“当事人在诉讼中，对自己的主张，负有提出证据，以证明其主张真实的责任。”⑷ 二、双重含义说，其认为证明责任是指“民事诉讼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加以证明的责任。……其有两层含义：一是指谁主张就由谁提供证据加以证明；二是指不尽举证责任应承担的法律后果。”⑸ 三、危险负担说，其包括主观证明责任和客观证明责任。主观证明责任是指在诉讼过程中，当事人为避免败诉向法院提供证据的责任；客观的证明责任是指在案件事实存在与否真伪不明时，由一方当事人承担的受到不利裁判的后果。⑹ 应该说危险负担说才真正揭示了证明责任的本质，才正确的说明了证明责任制度在民事诉讼中的巨大作用。但在这里笔者想说明的是，就笔者之观点看来，主观的证明责任应称之为提供证据的责任，客观的证明责任才是严格意义上的证明责任，而通常所说的举证责任包括提供证据的责任和证明责任。本文仅就是对严格意义上的证明责任即客观证明责任作一阐释，而且笔者认为这才是未来证明责任研究的方向之所在。
综上所述，所谓证明责任是指“当事人因要件事实真伪不明而承担的不利益诉讼负担或不利益诉讼风险。”⑺ 其不等同于提供证据的责任，也不是举证责任，提供证据的责任是指在诉讼中当事人为避免败诉的风险提出证据的责任；而举证责任则包含提供证据的责任和证明责任两层涵义。由此可以看出，当诉讼终结要件事实仍处于真伪不明的状态时，法官为了能依法行使对案件的裁判权，就必须依据证明责任规范使当事人一方负担诉讼之不利益，从而使案件的裁决得以确定完成。可以说证明责任在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发挥着巨大而关键的裁判依据作用，同时也正是由于证明责任只能由一人承担，只在诉讼终结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才发挥其作用，才使其明显区别于提供证据的责任。
应该可以说证明责任是当事人负担败诉的一种风险，一种于要件事实真伪不明时当事人所负担的败诉风险，其于诉讼实践上的巨大作用正是学界不断对其研究的原因所在。
二、我国司法界对证明责任认识的现状
长期以来，对证明责任的研究一直不为我国司法界所重视，能确切说出其涵义的司法工作人员少之又少。在大多数法官思想中，证明责任是一个极其模糊又极其接近的概念。在司法实践中，法官们经常将其与提供证据的责任相混淆。应该知道证明责任仅于诉讼终结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状态时才发挥其作用，而提供证据的责任则于诉讼之始终发挥着作用。两者的混淆不仅导致了证明责任随提供证据的责任在当事人之间转移而转移，更使得在诉讼终结之前当事人败诉与否的命运就因证明责任过早的发挥作用而早已确定。这不仅使当事人于诉讼中承担了不必要的诉讼风险，更使得法院的判决失去了其应有的公正性。而且由于我国采用的是职权主义（甚至可以说是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法官于诉讼中可以依职权行使其调查取证的权力，这就打破了存在于当事人之间的原有的证据对抗的平衡，使本应由一方当事人承担的对要件事实的举证责任得以免除，从而使证明责任理论无法在诉讼中发挥其应有的作用。
曾经有人撰文说司法实践中长期混淆提供证据的责任和证明责任是由于我国法律规定的空白。其认为“民事诉讼法第六十四条‘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主张，有责任提供证据’的规定，仅是当事人承担提供证据责任的原因，而不能据此断然推出当事人的主张处于真伪不明之状态时，法院应裁判由哪一方当事人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世界许多国家以实体法或司法解释的形式对证明责任作出规定，如《美国联邦证据规则》第301条首次以制定法的形式将证明责任区分为证据提出责任和说服责任。大陆法系国家通常在司法解释中阐释证明责任与提供证据责任的区别。而我国法律规定的空白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司法实践中长期混淆了提供证据责任和证明责任的界限，从而忽视了证明责任的本质属性。”⑻ 不可否认，相关规定的缺乏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对证明责任的充分正确认识，但这不应该成为法官相关理论知识缺乏的托词。法律规定的涵盖面是有限的，法官之所以被赋予裁判的权力不仅是因为其熟悉法条，更是因为其具有超脱于法律条文之外的深厚的理论底蕴。正是因为如此，其才能正确应对各式案件，才能将公平正义的价值观于案件的裁判中得到最大的体现。值得注意的是，最高人民法院最近出台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有效的弥补了这一空白，规定了当要件事实处于真伪不明时，败诉风险的承担者，这对正确发挥证明责任在诉讼中的巨大作用将具有极大的指导意义。
三、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
德国学者普维庭教授指出证明责任问题的核心在于证明责任的分配。⑼ 只有证明责任分配得以确定，才能在诉讼中确定败诉风险的承担者。也只有证明责任的合理分配，才能充分体现司法裁判的公平正义价值观。
所谓证明责任的分配是指“按照一定的标准，将事实真伪不明的风险，在双方当事人之间进行分配，使原告、被告各自负担一些事实真伪不明的风险。”⑽ 如果说证明责任的分配是证明责任理论的核心问题，那么证明责任分配的核心问题可以说就是证明责任的分配原则。前文中已经简单介绍了日本学者石田穰教授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的适用顺序，在其中石田穰教授将依立法者宗旨和诚实信用原则所确立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放在了优先适用的地位上。那么也就是说，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应首先从立法宗旨和诚实信用原则这一角度来加以确定。只有这样才能使证明责任的分配既不脱离于立法者的原有本意，又充分体现诉讼风险负担的公平合理。而德国学者罗森伯格提出的规范说（又称法律要件分类说）正是基于这一主旨，提出了“主张权利存在的人，应就权利发生的法律要件事实负证明责任；否认权利存在的人，应对存在权利障碍要件、权利消灭要件或权利排除要件事实负证明责任”⑾ 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规范说所确立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可以说是比较合理的，而且也是当前为学界广为接受的。但也有学者指出规范说存在着方法论、逻辑性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⑿ 因此以德国学者穆茨拉克为代表的一些学者创立了反规范说。反规范说应该说是对规范说的一种修正，其又主要包括以下几种学说：“一、危险领域说。该说以待证事实属哪一方当事人控制的危险领域为标准，决定证明责任的分担，即当事人应当对其所能控制的危险领域中的事实负证明责任。 二、盖然性说。该说主张以待证事实发生的盖然性的高低作为分配证明责任的主要依据，把待证事实证明的难易作为分配证明责任的辅助性依据。 三、损害归属说。该说主张以实体法确定的责任归属或损害归属作为分配证明责任的标准。在实际运用中，该说又具体化为盖然性原则、保护原则、担保原则、信赖原则和惩罚原则，并依据这些原则来确定损害的归属。”⒀　而在其中笔者比较倾向于危险领域说。因为在诉讼实践中，权利主张者常因所主张事实的证据为对方当事人所控制，而无法提供该证据。若于诉讼终结时，依规范说之理论由该当事人承担由于要件事实真伪不明状态下的证明责任，实为一种诉讼上的不公，使权利主张者因诉讼上证明责任分配的瑕疵而权利得不到保护。而对方当事人更有可能为了使这一要件事实于诉讼终结时处于真伪不明之状态而不提交该证据，甚至毁损这一证据。因此单纯的依规范说确定的证明责任的分配极有可能在个案中造成极大的不公，所以笔者认为应依规范说确立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为主，危险领域说确立的证明责任分配原则为例外，从而有效弥补规范说的不足。
在今年4月1日起正式施行的《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中，也对证明责任的分配作出了一些必要的规定。其中第二条规定“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有责任提供证据加以证明。没有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当事人的事实主张的，由负有举证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后果。”由此可见，我国司法界在证明责任分配原则问题上采用了规范说的理论。这不仅由于该学说在理论上已较为成熟，而且也是因为其在我国已为学界所认同，且也具有广泛的实践基础。值得注意的是，该规定第七条又规定“在法律没有具体规定，依本规定及其他司法解释无法确定举证责任承担时，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综合当事人举证能力等因素确定举证责任的承担。”笔者认为此条规定中的“举证责任”应从广义上理解，即应包括证明责任。由此说来，该规定还赋予了法官在一定条件下的证明责任分配的自由裁量权。日本学者石田穰在论及证明责任分配时曾指出“如果立法者的见解即立法者的意思不存在或不明确时，可以按‘法律漏洞’依判例创造证明责任规范。”⒁由此可见，该补充性规定是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的，而且在理论上也是具有一定合理性的。因为法律漏洞的出现是必然的，而赋予法官一定的自由裁量权正是弥补法律漏洞的最佳方法，当然这种自由裁量权的本身必须是符合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的。从表面上看来，似乎赋予法官自由裁量权对规范说的弥补比起危险领域说对规范说的补充更加完善，更加有效。但笔者想指出的是，依此条规定证明责任可能在诉讼终结前就发挥了其作用。（当然也有学者认为证明责任具有事前效力，如德国学者普维庭。）即于诉讼终结之前就已确定了败诉者，这无疑使其后的诉讼流于形式。而在我国更有可能会在实践中造成对提供证据责任和证明责任的再次混淆。
四、证明责任分配一般原则的例外——证明责任倒置
所谓证明责任倒置是指“将依据法律要件分类说应由主张权利的一方当事人负担的证明责任，该由否认权利的另一方当事人就法律要件事实的不存在负证明责任。”⒂曾有学者置疑过我国民事诉讼制度中是否存在证明责任的倒置，其认为“由于证明责任倒置是相对于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而成立的，因此，证明责任倒置只是一种证明责任分配的例外情况。相反，如果没有关于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也就无所谓证明责任倒置。”，“正是基于我国民事诉讼法中以及民事审判中并未存在所谓证明责任分配的原则，自然也就不存在证明责任倒置。不少人认为我国存在证明责任倒置，显然是在不同法律语境差异下的一种误识。从逻辑上讲，“倒置”必须要有一个“正置’’的前提，只有存在正置的举证责任分配，才谈得上对其的倒置。然而，遗憾的是，如上所述，我们其实并不清楚举证责任的正置。既然不知道举证责任的正置，如何能言倒置呢?”⒃当然这种观点的产生与我国过去有关规定的不足不无关系，但《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出台后任何对于证明责任倒置是否存在的置疑都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显而易见《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二条确定了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即存在了“正置”；而《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的第四条显然又是为了弥补一般原则的不足，以维护诉讼的公正性而规定的一种例外，当然是一种“倒置”。无论从法理上，还是从逻辑上，证明责任的倒置都有了其存在的合理依据，对其的置疑也应不攻自破。
根据规范说理论，《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二条确定了证明责任分配的一般原则，但规范说无疑存在着其巨大的局限性，其在某些案件上的适用极有可能会造成诉讼上的不公，导致公民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及时有效的维护救济。因此《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在第四条中规定“下列侵权诉讼，按照以下规定承担举证责任：(一)因新产品制造方法发明专利引起的专利侵权诉讼，由制造同样产品的单位或者个人对其产品制造方法不同于专利方法承担举证责任；(二)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加害人就受害人故意造成损害的事实承担举证责任；(三)因环境污染引起的损害赔偿诉讼，由加害人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及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四)建筑物或者其他设施以及建筑物上的搁置物、悬挂物发生倒塌、脱落、坠落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所有人或者管理人对其无过错承担举证责任；(五)饲养动物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动物饲养人或者管理人就受害人有过错或者第三人有过错承担举证责任；(六)因缺陷产品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产品的生活者就法律规定的免责事由承担举证责任；(七)因共同危险行为致人损害的侵权诉讼，由实施危险行为的人就其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承担举证责任；(八)因医疗行为引起的侵权诉讼，由医疗机构就医疗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不存在因果关系及不存在医疗过错承担举证责任。有关法律对侵权诉讼的举证责任有特殊规定的，从其规定。”从而有效的弥补了一般原则的不足。在这些特殊案件类型中，权利受损害方显然处于一种证据上的劣势地位，其依一般原则所要证明的某些要件事实的证据往往不由其掌控，或其不具备能力掌控，而且这些证据大都为对方当事人所掌控。因而为了避免权益受损害方承担不必要的败诉风险，就应将证明责任改由否认这一事实或主张对抗该事实的事实的对方当事人承担，由笔者看来这正是危险领域说对规范说补充的一种体现。即根据危险领域说理论，在充分考虑了举证的难易。与证据的距离，有利于损害防范和救济三个因素后，将原来应由一方当事人承担的证明责任改由对方当事人承担，从而有效维护权利受损害者的合法权益。由此可见，以规范说理论所确立的证明责任分配一般原则与危险领域说理论所确立的证明责任分配例外原则所构成的证明责任分配体系，才是最为合理有效的，才能在诉讼中最大程度上体现司法的公正性。
五、结语
证明责任是一个相当复杂的理论问题，作为笔者来说，由于水平有限，无法全面剖析证明责任理论，在论述中也极有可能出现众多疏漏。但应该说对证明责任理论研究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不断纠错的过程，只有不断的弥补其缺陷，这一理论才能趋于完美，对其的研究才能更有希望！






注：
⑴陈刚主编：《比较诉讼法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69页。
⑵陈刚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81页
⑶ 同上
⑷柴发邦：《民事诉讼法学》(修订本)，法律出版1987年版，第219页。
⑸柴发邦：《民事诉讼法新编》，法律出版社1992年版，第223页
⑹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59页
⑺陈刚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65页
⑻肖宏：人民司法，1999年第五期，第33页
⑼参看《比较民事诉讼法》第177页
⑽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65页
⑾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66页
⑿参看《比较民事诉讼法》第182页
⒀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66页
⒁陈刚主编：《比较民事诉讼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第181页
⒂江伟主编：《民事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第168页
⒃张卫平：人民司法，2000年第八期，第43页



上海市港口管理局


上海市港口局关于印发《上海港口吞吐量统计规则》的通知



各有关单位：

　　《上海港口吞吐量统计规则》已经局长办公会议讨论通过。现印发你们，请遵照执行。

　上海市港口管理局
　二○○六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上海港口吞吐量统计规则
　　第一条为加强上海港口吞吐量统计工作，提高统计质量，满足制定港口规划和港口行业发展政策需要，依据交通部《港口统计规则》和《港口统计报表制度》，特制定本规则。

　　第二条本规则适用于上海港口建设、经营和相关活动的吞吐量统计工作。

　　第三条上海港口由下列陆域范围和水域范围组成：

　　㈠陆域范围：

　　1.海港港区陆域由长江口南岸港区（含长兴、横沙和崇明三岛）、杭州湾北岸港区、黄浦江港区、洋山深水港区组成；

　　2.内河港区陆域由上海市境内的通航内河两岸港区组成。

　　㈡水域范围：

　　1.海港港区水域为长江口和杭州湾北岸水域、黄浦江水域、洋山深水港区水域，以及长江口外的长江口锚地水域；

　　2.内河港区水域为内河港区所涉及的水域。

　　第四条吞吐量分为货物吞吐量和旅客吞吐量。

　　货物吞吐量，是指经由水路进、出上海港口（包括码头、浮筒、锚地），并经过装卸的货物数量，包括邮件、办理托运手续的行李、包裹以及补给船舶的燃料、物料和淡水。

　　旅客吞吐量，是指经由水路乘船进、出上海港口的旅客数量。

　　第五条上海市港口管理局（以下简称市港口局）负责上海港口吞吐量统计管理工作。

　　第六条市港口局履行搜集、整理、审核、汇总、报送港口统计数据，编制、提供、管理港口统计资料，定期发布港口统计信息等职责，并为港口统计调查对象保守商业秘密。

　　本条所称港口统计调查对象是指从事港口建设、经营及相关活动的组织和个人。

　　第七条港口统计调查对象应当及时、准确填报统计报表，如实提供吞吐量统计调查资料。

　　第八条港口统计调查对象管理本单位港口统计原始记录、统计台帐、统计报表及其他统计资料。

　　吞吐量统计核算凭证必须准确、可靠；在收集整理过程中，需要逐日、逐船（驳）分别核对；收集的统计凭证应当分月妥善归档保存。

　　吞吐量统计经过整理、核查原始记录，登录台帐，复核后方可报送。

　　第九条货物吞吐量统计区别以下不同货物，其原始依据分别为：

　　㈠外贸统计：进、出口载货清单，进口货物卸货报表；

　　㈡内贸统计：进、出口交接清单，进口货物卸货报表；进仓报表（内河），出仓货物日报表（内河）。其中“驳←→船”直取部分依据进口货物卸货报表，交接清单，船用燃料依据船用煤（油）签证单；

　　㈢危险品统计：除上述第（一）、（二）项规定的依据外，还包括《上海港水上危险品货物运输证》或《船舶装载危险货物准单》；

　　㈣集装箱吞吐量统计：进、出口载货清单（外贸）、交接清单（内贸）；

　　㈤行李包裹统计：进、出口载货清单，行李包裹交接清单；

　　㈥邮件统计：港湾费用证明单。

　　第十条旅客吞吐量统计根据进出港口，其原始依据分别为：

　　㈠进港口，旅客进港日报；

　　㈡出港口，客票售出记录。

　　第十一条货物吞吐量统计整理包括下列内容：

　　㈠序号；

　　㈡起运港或到达港，包括编码、国家、港口；

　　㈢船名；

　　㈣航次；

　　㈤停靠泊位、浮筒；

　　㈥开工、完工日期；

　　㈦合计；

　　㈧货物分类名称及吨位；

　　㈨危险品；

　　㈩大件。

　　第十二条集装箱吞吐量统计整理包括下列内容：

　　㈠序号；

　　㈡国家、地区或港口；

　　㈢船名；

　　㈣航次；

　　㈤停靠泊位、浮筒；

　　㈥开工、完工日期；

　　㈦箱型；

　　㈧空箱和重箱（个数）；

　　㈨重量（包括箱皮重和货重）；

　　㈩标准箱个数和重量。

　　第十三条货物吞吐量航线分组口径：

　　㈠外贸：上海港口与外国港口之间的水路运输货物，上海港口与香港、澳门，台湾省之间的水路运输货物，以及内支线运输货物参照计入本组，并单独列出；

　　㈡北方沿海：上海港口与长江口以北沿海港口之间水路运输的货物；

　　㈢南方沿海：上海港口与长江口以南沿海港口之间水路运输的货物；

　　㈣长江航线：上海港口与长江沿线两岸港口之间水路运输货物；

　　㈤内河航线：除外贸、沿海和长江航线外，上海港口与经济腹地内河港口之间的水路运输货物。

　　第十四条确定某航线吞吐量以到达港或起运港所在位置划分，不以运输的船型或航线来区分。

　　到达港是指船舶本航次运输的目的港。

　　起运港是指船舶本航次运输的出发港。

　　第十五条货物吞吐量区别不同情形，分别按下列计算方法统计：

　　㈠装船运出港口的货物，计算一次出口吞吐量；由水路运进港口卸下的货物，计算一次进口吞吐量；

　　㈡由水路运进港口，经装卸又从水路运出港口的转口货物（包括船→岸→船转口和船→船直取），分别按进口和出口各计算一次吞吐量；

　　㈢凡被拖带或流放的竹、木排在港口进行装卸（包括拆、扎排）的，计算为进口或者出口吞吐量；

　　㈣补给国内外运输船舶的燃、物料（包括垫舱物料、船用配件及淡水等），计算为出口吞吐量；

　　㈤邮件及办理托运手续的行李、包裹，计算为进口或者出口吞吐量；

　　㈥集装箱箱内货物按货类分组分别计算。

　　第十六条下列情况不计算货物吞吐量：

　　㈠内河港区之间、内河港区与海港港区之间运输的货物；

　　㈡洋山深水港区与其他港区之间的货物或集装箱驳运量；

　　㈢由同一船舶运载进港口，未经装卸又运载出港口的货物（包括原驳换拖或重新办理交接手续调票）；

　　㈣自同一船舶卸下，随后又装上同一船舶运出港口的货物，或装船未运出，又卸回港口的货物；

　　㈤市内轮渡，以及为运输船舶装卸服务和各码头、锚地、浮筒之间的驳运量；

　　㈥港口进行疏浚，运出港口外抛弃的泥沙；

　　㈦在港口内装船运至港口外倒入海内的废弃物。

　　第十七条货物分类按照交通部“货物运输分类目录”分组。

　　第十八条旅客吞吐量按照乘船进港或乘船出港包括购买半票的旅客人数计算，但不包括免票儿童、船员、轮渡和港口内的短途客运的旅客人数。

　　第十九条统计截止时间为报告期的最后一日18点。凡18点以前整船卸完或者整船装妥的货物，并办完交接手续，统计为本报告期的吞吐量。

　　第二十条吞吐量计算单位和标准按下列要求执行：

　　㈠货物吞吐量计量单位：吨。

　　1.按进、出口舱单，交接清单上记载的实际重量统计，木材以一立方米为一吨统计；

　　2.不过磅的货物如牲畜、家禽、蜜蜂、轻泡垫隔舱物料等可以按计费吨为计量单位；

　　3.实际重量与原始记录记载不符时，依照过磅后的实际重量统计，但是应当在整理表中注明。

　　㈡旅客吞吐量计量单位：人次。

　　国际旅游船的旅客分别按进、出港口各计一人次。

　　第二十一条港口统计调查对象在报送统计报表经由单位负责人签名并加盖公章。

　　报出统计报表后如发现差错，应当立即向所有受表部门书面更正，并说明差错原因。

　　第二十二条港口统计调查对象报送统计报表资料按照吞吐量统计操作系统要求的时间和程序进行。

　　逢法定节假日，报送日期顺延。但是非节假日的双休日除外。

　　第二十三条港口统计调查对象应当严格遵守国家保密制度，未经批准，不得向外提供未正式公布的数据。

　　第二十四条下列数据未经允许不能对外提供：

　　㈠国防、军工、特种物资吞吐量；

　　㈡港口吞吐能力，港口外贸进、出口分货类的吞吐量，港口分货类的流向和流量；

　　㈢法律、法规规定的其他内容。

　　第二十五条市港口局进行港口统计检查时，港口统计调查对象需要提供以下吞吐量统计凭证:

　　㈠进口货物卸货报表；

　　㈡货物交接清单；

　　㈢出仓日报；

　　㈣出口载货清单（外贸）；

　　㈤进仓日报；

　　㈥港驳进出上海港口货物统计凭证和其它费收核算原始记录。

　　㈦需要提供的其他相关统计资料。

　　第二十六条港口统计调查对象有下列违法行为之一的，市港口局会同统计机构根据有关法律规定予以处理：

　　㈠虚报、瞒报统计资料的；
　　㈡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

　　㈢拒报或者屡次迟报统计资料的。

　　第二十七条本规则自2007年1月1日起施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