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设部


关于印发《建设部科学技术司2002年工作要点》的通知



建科综函[2002]031号

各省、自治区建设厅，直辖市建委（北京市市政管委、首规委办、天津市市容委、重庆市市政管委），各计划单列市建委（深圳市建设局，规划国土局），副省级城市建委，新疆生产建设兵团，部直属各单位：

　　现将《建设部科学技术司2002年工作要点》印发给你们，供在安排今年工作时参考。

　　附件：建设部科学技术司2002年工作要点

建设部科学技术司
二○○二年三月十二日

建设部科学技术司2002年工作要点

　　2002年科技工作要以江泽民同志“七一”重要讲话和中共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为指导，贯彻《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第十个五年计划纲要》，围绕2002年全国建设工作会议确定的工作重点，按照“突出重点、有限目标、多方协作、务求实效”的原则，以“三节两化一治”（即节能、节水、节地、信息化、污水资源化、治理污染）为重点，制定政策法规，强化推广转化和形成技术创新体系，协调整合官、产、学、研、金各方面的资源，注重能力建设，加大国际合作力度，争取利用更多的国际资源。力争在小城镇建设、建设领域信息化、建筑节能、污水资源化等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推动建设领域整体技术创新工作，促进建设事业持续健康发展。今年，我司工作要点为六个方面：

　　一、小城镇建设工作

　　组织“小城镇建设促进工程科技专项”研究

　　1、研究提出小城镇建设发展整体和区域战略与发展模式、小城镇建设发展机制与相关政策、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与小城镇建设的规律与趋势、小城镇建设可持续发展评价指标体系、小城镇建设发展中资源综合利用的技术经济政策，指导小城镇建设和今后我国小城镇的发展。

　　2、提出我国小城镇规划技术指标、县（市）域城镇体系规划导则、小城镇建设用地标准、小城镇公共设施规划标准、小城镇道路交通规划标准、小城镇综合管网系统规划设计导则、小城镇生态环境保护规划导则、小城镇防灾减灾规划标准、小城镇居住区规划设计导则、小城镇产业结构调整及发展规划、小城镇历史文化与自然景观保护规划、小城镇景观特色规划设计，规范我国小城镇建设行为和发展方式。

　　3、提出适合我国小城镇的信息化发展战略、信息化总体技术方案。开展我国小城镇道路交通建设专项技术政策和规划标准研究，使小城镇道路交通建设具有科学性、适用性及超前性。

　　4、研制具有一定共性和适应不同区域的小城镇水资源合理利用、高效低耗给水处理及节水技术，开发具有地域性的新型建筑材料、城镇建筑体系、城镇工程质量保障和城镇工程防灾关键技术。推广应用生活垃圾处理、太阳能建筑、地热能开发利用的成套技术和设备。

　　5、实施示范工程。选择20－30个不同地区的小城镇进行示范建设。依据小城镇的特点和特色提出小城镇建设的选址原则和标准、技术导则和可持续发展评价标准。

　　二、信息化工作

　　加强建设行业信息化政策和标准制定工作，创建信息化工作的良好环境。以建设“两网一化”即中国工程建设信息网、中国住宅与房地产信息网及办公自动化和组织实施国家攻关项目《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与服务数字化工程》为突破口，逐步开展城市规划、工程建设、工程质量监管、房地产管理、市政公用事业信息化，实现管理与服务的公开、公正、公平和依法行政、依法监管并方便社会与群众监督的目标，解决暗箱操作、难以监管的问题。以推动企业信息化、行业信息化和政府办公自动化为中心任务，全面推进建设领域信息化工作。

　　1、加强政策、法规的制定，规范建设领域信息化工作有序发展。对《建设部关于建设领域信息化工作的若干意见》、《推进建设系统企业信息化工作指导意见》、《建设行业政府网上办公系统建设的若干意见》广泛征求意见，并以部文印发。

　　2、按照“通过信息化建设促进各项工作的公开、公正和公平，增加透明度，为依法行政、依法为群众服务创造有利条件”的要求，针对工程质量监管、房地产产权产籍管理、城市规划审批等问题，研究公开、透明、高效的技术解决方案及实施途径。开展市政公用行业信息化技术研究，提高服务质量和水平。积极推进部机关办公自动化，建成并开通全国住房公积金监管信息系统、全国建筑市场监管信息系统。研究开发城市规划信息监管系统，整合网站资源，充实完善中国建设信息网。

　　3、强化信息化的基础性研究工作。开展3S（GIS、GPS、RS）技术研究，提高城市规划管理水平；组织开展信息技术软硬件测评工作，建立相关评审办法、标准及管理办法。修改并完善《建设领域计算机软件测评管理办法》，拟定《建设系统应用软件评测标准》和《建设行业软硬件评测管理办法》等政策文件，制定信息化示范基地的规范和管理办法，组织编制建设行业信息化标准体系，健全信息化工作制度。

　　4、开展研究开发及技术交流研讨工作，提高技术水平。组织实施《城市规划、建设、管理与服务数字化工程》国家科技攻关项目；组织评审《建设部2002年信息化科技项目》以及第二批信息化示范项目；组织第二届“中国国际数字城市建设技术研讨会”、“中国国际数字城市建设技术与设备博览会”；组织城市规划、城市建设、房地产、建筑业、数字化社区等方面的信息化技术应用座谈会、研讨会。

　　5、积极开展与美国、日本、韩国、印度等国家的技术与经济合作。

　　三、建筑节能工作

　　通过主动协调，使国家有关部门对建筑节能在国家资源和可持续发展中的战略地位的认识进一步强化，从而研究和出台相关政策，整合各方面资源，使建筑节能实现突破性进展。

　　1、强化民用建筑节能的政策、法规的制定工作。联合国家经贸委等部门，共同制定《关于进一步加强墙改和民用建筑节能工作的意见》，争取以国办的名义转发；修订《民用建筑节能管理规定》（76号部令），以适应过渡地区标准的颁布执行；启动前期工作，为制定《民用建筑节能条例》做好准备。

　　2、配合做好城市供热体制改革相关配套技术、政策的研究制定。出台《城市供热热计量技术指南》，指导“分户计量、室温可控”政策的贯彻落实；出台《城市供热技术政策》，在重点发展集中供热的同时，鼓励不同供热方式的有效竞争。

　　3、大力推进建筑节能技术进步。继续做好国家计委高技术应用部门发展项目“集中供热计费改革相关的政策与技术研究”、“与城市能源结构调整相适应的采暖方式综合比较”的组织实施工作；继续做好国家技术创新项目的申请立项和已开项目的组织管理工作；完善建筑节能技术推广和示范工程工作。

　　4、全面开展建筑节能国际科技合作。重点作好全球环境基金（GEF）中国终端用能行业节能项目规划，为利用GEF基金全面实施（包括建筑节能的政策法规体系研究、信息传播、技术推广及节能示范工程等项目）做好前期准备；继续作好世界银行城市供热收费与建筑能效示范项目申请、组织、实施工作；加强与加拿大联邦开发署、法国建筑节能联合体、美国能源基金会等国际组织的合作；积极与荷兰、瑞典、芬兰、英国等欧洲国家建立合作关系，发展利用海水、湖水、河水及地下能源贮存制冷技术。

　　四、污水资源化工作

　　按照《国务院关于环境保护若干问题的决定》中提出的污水排放与处理的发展目标，为实施以节水、治污、污水回用为核心的水资源可持续发展战略打好技术基础。在相应的行政法规、技术法规的引导下，通过先进适用、经济可靠的技术，把处理后达到标准的污水作为替代水源，增加城市水的有效供给。开展技术标准、政策等基础性研究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尤其在东部经济相对发达的地区积极推进污水资源化进程。

　　1、制定污水资源化技术指南。使推进污水资源化的先行省市有相应的技术指南作指导，力争使该项工作列入世行资助的项目计划，以争取国外资金的支持，并借鉴国外成功经验。

　　2、争取“863”污水资源化国家项目并组织实施。该项工作目前已进入论证阶段，力争列入“863”计划，并抓好项目的组织实施。

　　3、研究制定污水资源化的相关标准、规范。配合部标准定额司，就标准编制中面临的问题组织科研课题，为标准的编制工作提供技术支持。

　　4、开展膜技术的开发和推广应用。一方面抓好膜技术工业化国家技术创新项目，并积极推广应用；另一方面通过国际合作，引进先进的膜生产工艺和技术。

　　五、国际科技合作

　　1、继续组织实施与加拿大海外开发署合作的《中国－加拿大建筑节能合作项目》。

　　2、开展世界银行《中国建筑节能与城市供热改革项目》的调研与准备工作，初步选定天津、唐山、沈阳、长春等城市为项目试点候选城市，启动并实施配套的项目。

　　3、积极组织、协调做好荷兰政府赠款项目：中国西部小城镇环境治理经济适用技术示范和中国建筑节能项目的申请，及其之后的项目建议书编制工作。

　　4、积极与全球环境基金合作。全球环境基金已将中国建筑节能列入与其合作的三大领域之一，我司将根据国家计委、经贸委的统一要求，作好项目前期工作。

　　5、积极开辟渠道，开展多边与双边的政府与民间的国际科技合作。积极做好加入WTO的适应性工作，同时推动国内先进技术进入国际市场。

　　六、技术创新体系建设工作

　　按照全国建设技术创新大会和《建设部关于加强技术创新工作的指导意见》精神，加强技术经济政策研究制定工作。按照以市场为导向、企业为主体、技术为支撑、政策法规为保障的指导原则，促进行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健全和完善，以深化行业技术创新体系的基础应用研究系统、技术开发应用系统、科技中介服务系统、政府引导调控系统的构建为目标，做好有关的部门规章和政策文件的研究制定工作，推动建设科技进步。

　　1、制定《建设领域推广应用新技术管理规定》的实施意见，组织编制和发布《建设领域推广应用新技术、限制和禁止使用落后技术公告》。

　　2、开展软科学研究。启动重点领域的软科学研究，明确重点领域技术发展方向，为部党组决策服务。组织开展我国城镇中低收入居民住宅建设问题研究，以相关技术经济政策研究、先进适用技术集成、住宅部品产业化、试点示范工程为重点，研究探索中低收入居民住宅建设新途径。开展我国城市土地资源节约与合理利用研究，探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城市土地资源合理配置，地下空间的开发利用，提高土地资源利用效率的模式，明确其政策导向和技术发展方向。

　　3、进一步加强行业技术创新能力建设。培养骨干科研、开发队伍，推动建立部级行业工程技术中心，推荐申报国家级工程技术研究中心。

　　组织国家级攻关项目、“863”计划项目、技术开发项目的申报与组织实施。继续组织发布与实施部级科技项目计划，提高行业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引导企业加大科技投入，强化其技术创新的主体地位，促进“官产学研金”相结合的技术开发机制的形成。

　　4、加强科技成果推广转化，提高行业技术水平。按照建设部重点实施技术领域，组织评审发布建设部科技成果推广项目，促进在全国建设领域中推广应用。继续组织实施建设部重点实施技术示范工程，为新技术的应用创造条件。

　　5、加强对行业技术创新工作的组织领导。以相关规划、计划和政策法规为指导，加强与科技部、国家计委、国家经贸委等部委和部内有关司局的协调与配合，创造有利于行业技术创新的环境条件，全面推动全国建设领域技术创新工作。



对于隐名投资中股东身份的认定，我国学界存在三种不同的观点：一为“形式说”，即坚持外观主义、公示公信原则，根据公司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公司工商登记材料等显性证据的记载作为股东资格的认定标准，主张以名义股东为法律股东并否认隐名投资人的股东资格，籍以保护善意第三人利益，维护交易安全和交易效率；二为“实质说”，即以意思自治、契约自由为理论基础，认为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工商登记等显性材料仅具证权功能，并无设权效力，对股东资格的认定应探求与公司构建股东关系的真意，不以外在表现形式作为判断股东资格的基础，主张将实际出资的隐名投资人视为股东；三为“折衷说”，认为对于隐名股东资格的认定不能以“形式”或者“实质”一概论之，应区分对内对外两个层面区别对待，并坚持“双重标准、内外有别”的原则：在涉及公司外部事务时，出于对善意第三人利益的保护和经济秩序的维护，应优先考虑形式上的外观主义，特殊情况下考虑实质要件；在处理公司内部纠纷时，通常应充分尊重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的意思自治，优先考虑实质要件，特殊情况下考虑形式要件。
笔者以为，由于隐名投资的成因与类型复杂多样，相比较而言，“折衷说”更符合价值判断的原则，可以避免“形式说”或者“实质说”在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问题上某些僵化、绝对的缺陷。基于此，笔者对实务中出现的一些典型的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的法律问题进行探讨。

一、“仅有原始出资证明”情形下的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规则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若干问题的规定(三)》(法释〔2011〕3号，以下简称“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三条规定，“当事人之间对股权归属发生争议，一方请求人民法院确认其享有股权的，应当证明以下事实之一：(一)已经依法向公司出资或者认缴出资，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二)已经受让或者以其他形式继受公司股权，且不违反法律法规强制性规定。”但是，当实际出资人仅有原始出资或者认缴原始出资的证明，是否就必然会被确认为隐名股东呢？结论是否定的。在未记载于股东名册、公司章程、工商登记等显性材料的前提下予以实际出资，是隐名股东的重要特征之一，但并非其被认定的充分条件。如若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未对该等出资性质予以确认，没有明确该等出资系为实际出资人以设立公司并行使股东权利为目的之真实、共同意思表示，那么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就会存在被否定的法律后果。例如，《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公司纠纷案件若干问题的规定（一）》（征求意见稿）第十九条第三款规定，“一方出资，另一方以股东名义参加公司，双方未约定出资人为股东或者出资人承担投资风险，且出资人亦未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管理或者以股东名义向公司主张过权利的，出资人仅对以股东名义参加公司者享有债权；其起诉主张享有股权或者享有股东利益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虽然这一规定并未定稿发布，但反映出司法实务界的一定倾向性意见。故，实际出资人以名义股东之名义向公司实际出资，双方未约定股权归属、投资风险承担，嗣后名义股东又无自认行为，也无证据证明实际出资人曾以公司股东的身份行使过股东权利或者承担过义务，无法确认实际出资人具有股东资格的，则实际出资人股权确权不能成立，仅对名义股东享有债权，其出资一般只能按借贷关系处理，实际出资人可依法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名义股东返还借款性质的出资并支付相应的利息；进一步地，在某种情形下，名义股东可能对实际投资人的出资的借贷性质也会不予认可，在实际投资人又无充分、确实证据的支持下，也可认定名义股东为不当得利并依法予以处理。

二、“合意存在”情形下的隐名股东的资格认定规则

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约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并享有投资权益，以名义出资人为名义股东，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对该合同效力发生争议的，如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合同有效。
前款规定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因投资权益的归属发生争议，实际出资人以其实际履行了出资义务为由向名义股东主张权利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名义股东以公司股东名册记载、公司登记机关登记为由否认实际出资人权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实际出资人未经公司其他股东半数以上同意，请求公司变更股东、签发出资证明书、记载于股东名册、记载于公司章程并办理公司登记机关登记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
本条是关于公司实际出资人投资权益与股东资格取得的规定。依本条规定，由实际出资人出资，同时实际投资人与名义股东之间存在真实的隐名持股合意，是隐名股东确权行为的两个缺一不可的条件。只有出资，不存在真实的隐名持股合意，将可能导致被认定为借贷法律关系或者不当得利的法律后果，前已述及，不再赘言；而仅有隐名持股合意，实际投资人未出资或者未完全履行出资义务，也可能导致隐名股东资格的丧失或者名义股东实质化等法律后果。下面予以具体分析。

1、对于本条“订立合同”的理解

本条规定“有限责任公司的实际出资人与名义出资人订立合同”，但对于双方应采用何种合意形式，解释未予具文明定。现实中，由于隐名投资协议表现多种多样，不仅包括书面合意形式，也包括口头合意形式和事实合意形式。因而，依本条规定，只要该等合意无合同法第五十二条规定的情形，无论是事前事后书面合意，还是事后名义股东口头自认，抑或双方以其行为表明了此种合意，均应认定为隐名投资协议订立且有效。在名义股东故意隐瞒“隐名持股合意”且缺乏上述“隐名持股合意”的直接证据时，如果对隐名股东进行确权，这就需要审判法院运用优势证据规则来予以认定：当证据优势足以推翻形式表现，则应该推定实际投资人具备股东资格；反之则应当接受名义股东作为公司的真正股东。

2、本条所指“由实际出资人出资”的理解

在隐名投资情形下，实际投资人出资义务的履行是其获得投资收益的前提，亦为与名义股东内部签订隐名投资协议之基础。虽然如此，但由于现实生活的复杂性，实际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也大量存在。由于隐名投资协议约定“名实分离”，但这种约定仅限于双方之间，在对外场合，依“折衷说”，应当坚持商法之外观主义、公示公信原则，我国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七条也吸收了这一观点，规定“公司债权人以登记于公司登记机关的股东未履行出资义务为由，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股东以其仅为名义股东而非实际出资人为由进行抗辩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名义股东根据前款规定承担赔偿责任后，向实际出资人追偿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显然，名义股东补充赔偿责任之承担乃由于实际出资人未履行出资义务所致。对该“未履行出资义务”的理解，应采广义理解，既包括不完全履行的情形，也包括未完全履行和不适当履行的情形。“未履行出资义务”的情形一旦出现，同时亦会关涉隐名股权协议的违约问题。如若名义股东在未履行出资义务范围内或承担补充赔偿责任范围内对公司、其他股东或债权人承担责任后，不主张追偿权，而改为抗辩实际投资人违约并主张名义股东实质化时，一般都能够得到法律的承认和支持，此时，就可能出现隐名股东因不履行出资义务彻底丧失股东资格、隐名股东和名义股东在各自出资范围内具备股东资格以及名义股东完全实质化三种情形。此外，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七条只规定了债权人向名义股东请求其对公司债务不能清偿的部分在未出资本息范围内承担补充赔偿责任的一种情形，现实中，如果公司债权人知道存在实际出资人时，可以将实际出资人与名义股东列为共同被告，请求双方承担连带责任。对此，我国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虽未明确规定，但却为司法实践所肯定。

3、本条所指“投资收益”的理解

本条所指“投资收益”不同于“股东权益”。股东权益一般地由名义股东行使，而投资收益是实际投资人假借名义股东之手通过间接行使股东权益来实现。但现实中，双方在隐名投资协议中的约定并不仅仅限于投资收益的享有，对于股东权益法定边界下的权利义务分配也多有规定。对于协议中的该等约定，基于合同相对性之原则，此种约定仅限于实际出资人和名义股东之间发生法律效力，并不能发生对外效力；在行使股权时，名义股东可依法、依公司章程以及自己意志直接行使，且原则上在公司内部以及外部发生法律效力。至于名义股东的这种“自由行使”行为，如果存在违反前述约定之情形，也只能由名义股东向实际出资人承担违约责任。需要指出的是，如果实际出资人超出隐名投资协议规定的权利范围，行使原本属于名义股东行使的权力或者直接以股东身份参与公司管理且不为公司其他股东反对的，名义股东亦不对该等越权行为予以反对，应视为表见代理行为，但不构成对原隐名投资协议的补充或修订；当原股东对该等越权行为予以明确反对或制止时，实际投资人的该等越权行为应视为无效。

4、本条所指“股东权益”的理解

如前述，名义股东行使股东权益可依法、依公司章程自由而独立地行使，在隐名投资协议于法于章程不为抵触的前提下，可对名义股东股东权益的行使予以限制，但无论是权利范围的限制，还是行使方式的限制，都仅在名义股东和实际投资人之间发生效力，不能直接对抗公司及其他善意第三人。换言之，股东权益作为股权和股东的权利的集合体，在对外部而言，名义股东基于外观主义、公示公信原则是该集合体的拥有者，但基于隐名投资协议，股权作为财产性的基础权利一般为实际出资人所有，一般约束包括名义股东在内的其他任何人不得擅为处分，但根据合同的相对性原则，且该协议内容一般不为第三人所得知，而只能约束签约的双方当事人。故，我国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六条规定，“名义股东将登记于其名下的股权转让、质押或者以其他方式处分，实际出资人以其对于股权享有实际权利为由，请求认定处分股权行为无效的，人民法院可以参照物权法第一百零六条的规定处理。”“名义股东处分股权造成实际出资人损失，实际出资人请求名义股东承担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应该说，这一规定体现了立法上追求交易安全和善意第三人的保护，同时兼顾民法上公平与正义原则的价值取向。
问题是，如果对外股权转让主体是实际投资人，而非名义股东，又当如何处理呢？我国公司法及相关司法解释没有明确规定。关于这个问题，相对比较复杂，由于此时实际投资人的股东资格未显名化，名义股东仍然是公司名义上的股东，对于公司而言股权结构并未发生变动，实际投资人作为股权转让主体对外转让股权，虽然在与受让人之间设定了相关的权利义务，但于形式上并未发生股权的任何变动，故需要结合隐名投资协议的权利义务分配、名义股东的同意权以及转让协议的内容等进行具体分析。
第一，“约定不得转让情形下”的处理
如果隐名投资协议规定实际出资人不得进行股权转让的，则依协议约定。此时实际投资人擅自转让股权的，除适用善意取得制度外，须对名义股东承担违约责任。
第二，“未约定不得转让情形下”的处理
首先，如果隐名投资协议双方未约定实际出资人不得进行股权转让的，且在内容上仅规定实际投资人依其实际投资形成之股权享有投资收益，而将股东的权利均赋予名义股东行使，在这种情形下：
⑴当实际投资人与受让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也仅限于投资收益的分享时，实际出资人向受让人转让股权，实质上相当于债权人通过让与合同将其债权移转于第三人享有，宜按合同法第七十九条、第八十条规定的规则处理。此时，受让人受让的实际是投资收益享有权，而非股权，不当然取得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
⑵当实际投资人与受让人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的内容超越投资收益的分享，涉及到股东权益的权利义务分配时，此时实际出资人向受让人转让股权，实质上是在约定转让股份限额之范围内对原隐名投资协议的一种变更，由于关涉名义股东权利的限制，必须经由名义股东同意。如果名义股东同意，则受让人受让的是股权，当然取得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且在权利的行使上，由于三方变更的合意，其权利的广度和深度均大于原实际投资人；反之，如果名义股东不同意，则实际投资人擅自与受让人签订包括股东权益的权利义务分配内容等在内的股权转让协议的，由于这种情形下受让人属于明知或者应当知道之非善意情形，该约定条款无效，但不影响转让协议的其他效力，此时，受让人受让的仍然为投资收益享有权，而非股权，不当然取得隐名股东的法律地位。
其次，如果隐名投资协议双方未约定实际出资人不得进行股权转让的，且在内容上不仅规定实际投资人依其实际投资形成之股权享有投资收益，而且对名义股东行使股东权益时约定相关权利义务分配时，在这种情形下，实际投资人向外转让股权时，由于事关对他人权利义务的处理，就必须事先经由名义股东同意后方得转让。
当然，上述两种情形均有个前提条件，那就是限囿于现有隐名投资的框架下为之。如若包括实际投资人或受让人在内的隐名股东欲打破上述隐名投资框架，首先就要适用隐名股东显名规则，待取得公司股东资格之后再适用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确立的股权外部转让规则进行转让。

5、隐名股东显名规则

于公司而言，由于实际投资人属于公司的外部人员，实际投资人欲从公司外部进入公司内部、取代名义股东成为公司的成员，对于公司和其他股东而言，这类似于发生了股权的对外转让。就隐名股东显名程序来说，依公司法解释三第二十五条规定，首先要确权。关于确权问题，详见前述。其次，要参照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的股权外部转让规则，经由公司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时，实际投资人方能取代原名义股东成为公司显名股东。不过需要指出的是，实际投资人股东资格的取得并非完全适用公司法第七十二条第二款股权外部转让规则，而为准适用。这里的“准适用”，是指实际投资人向公司请求股东资格时，其他股东只有同意权，只能在名义股东与隐名股东之间进行选择，而无优先购买权；当其他股东不同意实际投资人的请求时，也无需承担不优先购买该股权而“视为同意”的责任，当同意数未过其他股东半数时，则隐名股东显名不能，此时名义股东仍为公司股东。但是，当实际投资人成为显名股东后，原名义股东的股东资格应同时予以否定，对于原显名出资人之前所为之公司法律行为，应采无溯及力之做法，以避免出现产生不当得利等复杂问题，维护公司法律关系之稳定。

作者，法学博士，北京市博金律师事务所专职律师，138101125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