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产生与发展的制度经济学分析
朱晓东
【摘要】：中国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一场深刻的农业制度变迁，一直为社会科学界学者所关注，特别是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已经列人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之后，又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因此，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农民合作制度的变迁极其绩效是有现实意义的。本文首先分析了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产生的主要诱因，然后对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收益和成本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强制性和诱致性道路相结合是我国发展农村合作组织的最佳途径的观点，并对具体的组织模式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关键词】：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产生 发展 制度经济学分析
在农业市场化、国际化深入发展的情况下，我国农业以农户小规模经营为基本特征的制度安排显然已不能适应竞争的要求。为了有效增加农民收入和应对WTO的挑战，需要构建与新的环境相适应的组织制度。这一点，已成为人们的共识，也引起了国家的重视。目前，《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已经列人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
本文所指的“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指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中由农民所组建、具有“专业技术协会”、“专业研究会”、“专业合作组织”等称谓、不同程度地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服务的组织，[1]之所以称为“新型”是相对于建国初期的农业合作化运动而言的。
1980年，几乎与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中国出现了第一个农村专业技术协会。从此，一种崭新农业经营组织形式在中国大地悄然兴起，并以各种不同的形式蓬勃发展起来。据农业部门统计，到2004年为止，中国农村有各类合作经济组织140多万个。对于其中规模较大、管理较好、活动比较规范的，据农业部2004年初提供的材料，全国30个省区市(不含西藏)共有95330个，会员1150多万人[2]。这种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以家庭承包经营和农民自愿为基础，按照“民办、民管、民受益”的原则，组织农民共同从事农产品的生产、加工、储藏和销售，为农民提供产前、产中和产后的各种服务，在提高农业的经济效益，增加农民收人，促进农村产业结构调整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但与此同时，由于受农民的文化素质、资金实力，以及外部制度环境等因素的制约，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在发展中也遇到了一些难以克服的障碍，产生了许多问题，影响了其健康发展和作用的充分发挥。本文试用新制度经济学的观点探讨一下我国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产生和发展模式选择。
一、对制度经济学的有关概念的界定和说明
中国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是一场深刻的农业制度变迁，一直为社会科学界学者所观注，特别是在《农民合作经济组织法》已经列人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立法规划之后，又成为一个热点问题。因此，用制度经济学理论分析农民合作制度的变迁极其绩效是有现实意义的。为此，我们有必要对制度经济学的有关概念进行说明和界定。
关于制度，舒尔茨（T.W.Schultz）将其定义为“管束人们行为的一系列规则”。这一定义已为研究制度的学者所接受。诺斯进一步界定说，制度是一系列被制定出来的规则、守法程序和行为的道德伦理规范；它旨在约束主体福利和效用最大化利益的个人行为。
在把制度作为影响经济发展的内变力量，放弃不确定性、交易费用都不存在的假定之后，借助经济人假设和意识形态等理论来分析经济行为的制度变迁理论，就把经济学真正和现实衔接起来了。
最著名的制度变迁模型是诺斯提出来的。它假定：制度变迁的诱致性因素在于主体获得最大的潜在利润，即在已有的制度安排中无法实现的外部利润，如规模经济、风险降低和转移、外部经济内部化、交易费用的降低和转移等带来的收益。要获得这一部分收益，就需要不断实施制度创新，达到帕累托最优的制度均衡状态。
因为创新的行为主体和决策的行为主体都要在制度变迁中的收益大于成本，换句话说，就是在制度变迁的“边际收益=边际成本”的情况下实施创新，因为需要时间进行判断，需要时间达成一致同意，况且还受认识和组织、发明、菜单选择、启动时间的影响，制度的创新便只能是一个供给滞后的状态。供求不平衡诱致人们去学习和认识新的潜在利润，从而在边干边学中实施后续的制度创新。这样，制度创新与变迁将是渐进性的。
林毅夫将潜在利润看作是制度不均衡时的获利机会，认为这会自发地诱使行为主体在收益与成本的比较之后，通过需要费用的谈判过程，达成一致同意。加上搭便车的问题，诱导性变迁是一个持续的制度不均衡和制度短缺过程。
为了弥补制度的供给不足，加上国家生产“制度安排”这种公共产品具有优势，制度供给就成了国家的基本功能之一。但是因为国家只有在“预期边际收益=预期边际费用”的情况下才能实施创新，而国家的制度创新中还有非经济因素，这就使国家并不能仅仅通过制度法令引起强制性制度变迁，就建立符合农民合作经济组织需要的那些制度安排（如建国初期的合作化运动），“政策失败就成了不可避免的现象。
可以说林毅夫的诱导性制度变迁和强制性制度变迁模型修正了诺斯制度变迁的一般模型。所以，关于制度变迁的理论模型，我们不妨称之为诺斯——林毅夫模型。[3]
据此，本文首先分析了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演进的主要诱因，然后对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收益和成本进行了经济学分析，在此基础上提出强制性和诱致性道路相结合是我国发展农村合作组织的最佳途径的观点，并对具体的组织模式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二、新型农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产生的主要诱因
诱致性制度变迁理论认为：制度变迁来自个人理性，正是个人的理性导致了对制度变迁的需求；同时个人的理性行为受有关知识的制约，而有关知识的有效的供给，也就是制度变迁的供给。因此，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农民对于社会化服务的需求，反映了他们对于制度创新的需求，而对于市场经济和合作经济组织的重新认识，就成为制度创新的供给。
家庭承包制相对于人民公社体制是一种新的制度安排，是一种由企业(人民公社)内部分工来实现纵向一体化生产的组织制度，转向由农户独自完成纵向一体化生产的组织制度安排。因此，实行家庭承包制后，农户作为独立的生产经营单位，必须独自解决产前、产中和产后各个环节的各种问题。德姆塞茨指出，如果万事不求人的纵向一体化企业，做不到以平均最低成本生产同样数量的产品，就要承担生产无效率的后果。市场规模的扩大，可以使企业避免这种无效率，办法就是把纵向生产的不同阶段分成独立的行业，每个行业都有专业分工的企业，每个企业的人员和规模都根据主要生产阶段的规模经济标准而定。所以，建立在农民家庭经营基础上的市场经济发展，导致了他们对于社会化服务的制度需求，并由此产生了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的制度供给。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国实行了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土地政策，把土地按人口进行“均包”，从而形成了一家一户的小型土地经营格局。这种以家庭为单位的经营体制，虽然在初期激发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并有效地节约了监督费用，但是随着农业的发展和农产品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的加快，越来越显示出其效率低下、交易成本过高的弊端。
交易成本主要包括获取市场信息和谈判、履约的成本。小规模经营交易成本过高的原因主要在于两个方面。首先，由于市场化的不断发展，生产活动越来越变成社会的活动，信息成本也越来越具有交易成本的性质。对农户而言，信息成本主要指进行市场调查以获取各类农产品、生产资料、技术等的价格和质量的信息，以及寻找潜在的买者和卖者，获得与他们的行为有关的各种信息所付出的成本。由于农村居民居住比较分散，交通和通讯也比较不便，要获得真实、完整的信息，就要花费较高的交通、通讯、时间、精力等成本。其次，随着信用经济的逐步建立，农民和外界的交往也越来越依靠法律的手段。交易成本中的谈判、履约成本主要包括讨价还价过程，起草、讨论、确定交易合同过程，监督合同执行过程，以及在合同另一方未履行时要求赔偿的过程等[4]。我国分散的小农户因为缺乏有力的组织，文化素质较低，法律意识淡薄，法律知识欠缺，且实力相对弱小，在社会阶层中属于弱势群体，所以，在谈判过程中容易处于不利地位，付出较高成本却难以抵御各方对自身利益的侵害。
由于要负担过高的交易费用，农业小规模经营这样一种制度安排就显得效率低下。这也是我国在1980年，几乎与改革开放的进程同步，就出现了第一个农村专业技术协会的主要原因。诺斯指出：如果一种制度安排还存在潜在利润的话，就意味着这种制度安排没有达到帕累托最优，因而处于一种非均衡状态。制度非均衡的出现，意味着出现了制度变迁的客观必然性和基本动力。他进一步指出，制度变迁的诱致因素，在于经济主体期望获得最大的潜在利润，即希望通过制度创新来获得在已有制度安排中所无法取得的潜在利润[5]。为了改变经营效率低下的状态，农民作为小规模经营体制的经济主体，就有强烈的愿望把自身组织起来，形成一种合作型的经济组织制度，这是小规模经营进行制度变迁的主要诱因。
三、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制度产生的收益成本分析
所谓新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是这样一种正式制度安排：在激烈的竞争中，非公司的农户为了提高自己的群体竞争能力而自愿结合起来形成产权完全归其成员所有或控制的经济共同体组织。这是一种非市场意义的契约型经济组织，对内主要为其成员提供服务，对外以法人资格开展经营活动，履行普通经济法人的权力和义务[6]。这种合作经济组织之所以能成为制度变迁的目标取向，在于其潜在的收益——成本对比关系。
(一)建立农村合作经济组织的经济收益分析
1、建立农村经济合作组织的收益主要在于农户与农户、农户与厂商、农户与政府进行交易时，能有效地降低其交易费用。我们知道交易费用与交易次数成正比。现在假设有X个农户，都需要到Y个市场去购买农产品或销售农产品一次，则交易次数：
N1=f1(X，Y)=X×Y
如果在农户和市场之间建立一个农村合作经济组织，则首先合作经济组织与X个农户进行X次交易，然后合作经济组织再与Y个市场进行Y次交易，则交易次数[7]：
N2=f2(X，Y)=X+Y
显然，当X>2，Y>2时，N2
关于印发再制造产品“以旧换再”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 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
关于印发再制造产品“以旧换再”试点实施方案的通知
发改环资〔2013〕1303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发展改革委、财政厅（局），经信委（工信委、工信厅），商务厅（委、局），质量技术监督局，各再制造试点单位，各有关行业协会：
为贯彻落实循环经济促进法和国家“十二五”规划《纲要》精神，按照《循环经济发展战略及近期行动计划》（国发〔2013〕5号）的要求，支持再制造产品的推广使用，促进再制造旧件回收，扩大再制造产品市场份额，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质检总局决定组织开展再制造产品“以旧换再”试点工作。为规范推进有关工作，特制定《再制造产品“以旧换再”试点实施方案》，现印发你们，请按照执行。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 财政部 工业和信息化部
商务部 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
2013年7月4日
再制造产品“以旧换再”试点实施方案
再制造是指将旧汽车零部件、工程机械、机床等进行专业化修复的批量化生产过程，再制造产品达到与原有新品相同的质量和性能。本方案所指的再制造产品是指境内旧品经过再制造过程并达到再制造要求，重新上市销售的产品。与制造新品相比，再制造可大幅节约能源、原材料和生产成本，降低污染物排放，有利于实现充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的目的。
“以旧换再”是指境内再制造产品购买者交回旧件并以置换价购买再制造产品的行为。国家牵头选择汽车零部件等再制造产品，通过“以旧换再”的方式开展补贴推广试点，不仅有利于促进再制造旧件回收，拓展旧件来源，而且有利于扩大再制造产品影响，支持再制造产品市场推广，实现再制造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
一、实施范围和补贴方式
再制造产品“以旧换再”试点推广工作遵循“手续简便、直接补贴、安全高效”的原则。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质检总局将再制造试点企业生产的部分量大面广、质量性能可靠、节能节材效果明显的再制造产品纳入财政补贴推广范围。补贴种类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质检总局确定，具体企业和产品型号采取公开征集方式确定。2013年，以汽车发动机、变速箱等再制造产品为试点，以后年度视实施情况逐步扩大试点范围。
对符合“以旧换再”推广条件的再制造产品，中央财政按照其推广置换价格（再制造产品销售价格扣除旧件回收价格，下同）的一定比例，通过试点企业对“以旧换再”再制造产品购买者给予一次性补贴，并设补贴上限。具体补贴比例、补贴上限和推广补贴数量在“以旧换再”推广企业资格公开征集公告中明确。中央财政对每类推广再制造产品的补贴，原则上不超过5年。
二、推广产品应具备的条件
（一）出厂再制造产品质量达到原型新品标准，具备由依法获得资质认定（CMA）的第三方检测机构（或原型产品制造授权方）出具的性能检测合格报告，产品合格证的质保期不低于原型新品；
（二）价格竞争力强，产品扣除旧件后的置换价格不超过原型新品的60％；
（三）节能节材效果良好，再制造产品的再制造率（按重量计）达到65％以上；
（四）质量性能可靠，再制造产品有明确的生产标准和规范，已发布国家标准的，应当执行不低于国家标准的生产标准；
（五）符合法律要求，使用明确的再制造产品标识；
（六）具有唯一可识别且不可消除涂改的物品编码等可追溯标识，外包装和本体上按要求加贴“再制造‘以旧换再’推广产品”标识和字样（见附件1）；
（七）公开征集公告规定的具体产品其他要求。
三、“以旧换再”回收旧件应具备的条件
（一）旧件来源须为消费者自用等清晰可查来源，符合国家法律法规要求，并有相关证明；
（二）交回旧件需与回收推广企业再制造试点验收公告目录公布产品的型号一致。
四、推广企业应具备的条件
（一）在中国大陆地区注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
（二）在中国大陆地区具备独立再制造生产线并规模化生产；
（三）推广企业作为再制造产品质量的责任主体，应通过国家发展改革委或工业和信息化部组织的再制造试点验收及ISO9001质量体系认证，符合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质检总局制定的《再制造单位质量技术控制规范》（发改办环资[2012]191号），售后服务网络完善，具有履行约定的生产及服务的能力；
（四）推广企业对再制造产品实行联单管理（格式样表见附件2），建立再制造产品销售及用户信息管理系统，能按要求提供相关信息；
（五）推广企业及其产品授权方应在特约经销商处设立特殊标志，并有义务向消费者明示再制造产品和国家补贴金额，保障消费者知情权；
（六）试点企业需签署“以旧换再”推广企业承诺书（格式见附件4），并向社会主动公开。
五、推广方式
再制造产品“以旧换再”工作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质检总局组织实施，中央财政按照预拨和清算相结合的方式通过试点企业对“以旧换再”再制造产品购买者给予补贴。
（一）“以旧换再”试点企业的确定。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质检总局通过参照招标的公开征集方式确定再制造产品推广企业，签订推广承诺书，并向社会公布各推广企业再制造产品特约经销商名单、产品推广数量、中央财政补贴标准、试点企业承诺书等信息。
（二）试点企业再制造产品的销售。推广企业及其经销商对交回旧件的购买者，按照扣除中央财政补贴资金后的推广置换价格销售再制造产品，进行联单记录，同时按有关规定开具增值税发票。开具的增值税发票必须注明产品型号和数量。
（三）再制造产品推广数据的审核。循环经济发展综合管理部门、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负责推广企业再制造产品推广数据（旧件回收数据、再制造产品销售数据，下同）的审核，推广企业对自身数据的真实性负责。每季度开始后的10个工作日内，推广企业汇总有关“以旧换再”推广情况（格式见附件3），报送所在地市级循环经济发展综合管理部门、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审核；每季度开始后的第1个月底前，推广数据经省级循环经济发展综合管理部门、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审核后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
（四）“以旧换再”补贴资金的拨付。中央财政“以旧换再”补贴资金每年年初预拨到省，由试点企业所在地的市级财政部门在收到同级循环经济发展综合管理部门、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审核结果后的10个工作日内拨付试点企业。每年3月底前，市级循环经济发展综合管理部门、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财政部门形成“以旧换再”再制造产品推广数量审核情况和补贴资金清算情况的报告，经省级循环经济发展综合管理部门、财政部门、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核实后逐级上报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会同财政部审核确认后，财政部清算年度补贴资金。
（五）“以旧换再”实施情况的动态监控。每个月第10个工作日前，试点企业将上个月再制造产品推广数据及收到补贴资金数据等直接报送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三部门对各试点企业“以旧换再”实施情况进行动态监控。
六、监督管理
（一）各级循环经济发展综合管理部门、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监督推广企业按照有关要求开展相关工作。地方循环经济发展综合管理部门、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做好“以旧换再”旧件回收和再制造产品推广情况的核实工作。地方财政部门要确保将补贴资金按时足额发放到推广企业。各级商务部门要支持推广企业利用现有商业网络（定点销售网点、维修网点等）设立再制造产品专柜，利用逆向物流开展“以旧换再”工作；除有关法规禁止交易的产品以外，允许列入公告范围的再制造产品特约经销商开展涉及“以旧换再”相关的旧件收集工作。各级质量监督相关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依法查处再制造产品质量违法行为。
（二）地方循环经济发展综合管理部门、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要设立再制造产品“以旧换再”推广活动监督举报邮箱，对收到群众反映的有关问题要及时核实，依法转相关部门处理，并及时向国家发展改革委、工业和信息化部、财政部等部门反馈。
（三）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会同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质检总局将不定期组织开展再制造产品“以旧换再”推广专项核查。具体核查方案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另行制定并组织实施。
（四）推广企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将视情节给予通报批评、扣减补助资金等处罚。情节严重的，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会同有关部门公告取消企业再制造“以旧换再”推广资格。相关企业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1、提供虚假信息、骗取补助资金的；
2、推广产品的质量性能指标不符合原型新品质量标准要求或存在质量违法行为、发生质量安全事故的；
3、推广产品实际置换价格高于承诺推广价格的；
4、未按要求使用标识，或伪造、冒用标识，利用标识做虚假宣传，误导消费者的；
5、其他公开征集公告规定的违法违规行为。
（五）出具虚假报告和证明材料的相关机构，一经查实，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六）“以旧换再”再制造产品推广中央财政补助资金应当专款专用。任何单位不得以任何理由、任何形式截留、挪用。对违反规定的，按照《财政违法行为处罚处分条例》（国务院令第427号）等有关规定，依法追究有关单位和人员的责任。
本方案自发布之日起施行，由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工业和信息化部、商务部、质检总局按职责分工负责解释。
附件下载:
再制造产品“以旧换再”试点实施方案.doc
http://jjs.mof.gov.cn/zhengwuxinxi/zhengcefagui/201308/P020130826604900274194.d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