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省人民政府


云南省人民政府令第118号


　　《云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规定》已经２００３年６月１８日省人民政府第５次常务会议通过，现予公布，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省长　徐荣凯
　　　　　　　　　　　　　　　　　　　　　　　　　　2003年6月18日

　　　　　　　　　　　 云南省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规定



　　第一条　为了有效预防、及时控制和消除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的危害，保障公众身体健康与生命安全，维护正常的社会秩序，根据国务院公布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以下简称《条例》），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规定。


　　第二条　本规定所称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以下简称突发事件），是指突然发生，造成或者可能造成社会公众健康严重损害的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中毒、重大职业中毒以及重大放射性物质、危险化学品丢失、泄漏事故和自然灾害引发疾病等严重影响公众健康的事件。


　　第三条　突发事件发生后，省人民政府以及突发事件发生地的地、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公署）和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分别成立由政府主要领导人担任总指挥，政府有关部门、军事机关、武警部队、驻地上级直管单位负责人组成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指挥部（以下简称指挥部），统一领导和指挥本行政区域内突发事件的应急处理工作。
　　指挥部履行下列主要职责：
　　（一）提出紧急应对措施；
　　（二）指挥有关部门立即到达规定岗位，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
　　（三）调动医疗卫生机构开展调查、控制和医疗救治工作；
　　（四）紧急调集人员、设施、设备、交通工具以及储备的物资；
　　（五）对人员进行疏散、隔离、查验、限制流动；
　　（六）对传染病疫情重点区域或者疫区采取紧急措施或者实行封锁；
　　（七）对食物和水源采取控制措施；
　　（八）组织医疗卫生机构、突发事件监测机构和科学研究机构集中力量开展流行病学等科学研究工作；
　　（九）对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进行督察和指导。
　　地、州、市、县指挥部作出实行封锁、限制人员流动的决定时，应当报经省人民政府批准。


　　第四条　县级以上国家机关、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社会团体、企业事业单位、社区管理单位、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应当按照指挥部的统一指挥，做好本区域、本系统和本单位的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具体负责组织突发事件的调查、控制和医疗救治工作。
　　县级以上公安、交通、旅游、工商、药监、质监、环保、财政、计划、商贸、民政、教育、建设、农业、水利、劳动保障、铁路、民航、检验检疫、邮政电信等有关部门，应当建立严格的突发事件防范和应急处理责任制，并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做好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


　　第五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突发事件预防和控制体系建设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计划，并负责组织实施。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突发事件预防和应急准备、应急处理所需经费列入本级政府财政预算。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边远贫困地区突发事件应急工作给予财政支持。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对直接参加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有关人员，给予适当补助和保健津贴，具体办法由省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财政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对参加突发事件应急处理作出贡献的人员，给予表彰和奖励，具体办法由省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会同省财政、人事部门制定，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执行；对因参与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致病、致残、死亡的人员，按照国家有关规定给予补助和抚恤。


　　第七条　省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全国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结合本省实际，拟订、修订全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地、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公署）以及县级人民政府根据上级人民政府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结合本地实际，分别制定、修订本行政区域的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并报上一级人民政府备案。


　　第八条　省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全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分别制定、修订全省重大传染病疫情、群体性不明原因疾病、重大食物中毒、重大职业中毒以及重大放射性物质、危险化学品丢失、泄漏事故和自然灾害引发疾病等突发事件的专项应急预案。
　　地、州、市、县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根据全省专项应急预案，结合本地实际，制定、修订本行政区域的专项应急预案。


　　第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按照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专项应急预案的要求，保证应急设施、设备、救治药品、消毒药具和医疗器械等物资的储备和完好。


　　第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教育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各级各类学校的领导和管理，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各级各类学校的监督和指导，增强学校对突发事件的防范意识和应对能力；各级各类学校实行校长负责制，落实防范措施。


　　第十一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组织开展爱国卫生运动，加强城乡环境卫生整治，做好传染病预防和其他公共卫生工作，防范突发事件的发生和传染病的流行。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县、乡、村医疗卫生机构的建设，建立健全县、乡、村三级疾病预防控制网络和疫情信息网络，完善农村收治救治体系。


　　第十二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建立和完善本行政区域突发事件监测与预警系统，并确保其正常运行。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指定卫生监督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以及医疗机构负责预防突发事件的日常监测，及时发现隐患，及早采取应对措施。


　　第十三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卫生监督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医疗急救机构的建设，配备专业技术人员和监测、交通、通讯、现场快速检测等设备及救治、消毒药物，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医疗救治能力。


　　第十四条　省人民政府和地、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公署）应当设置传染病专科医院，承担应对突发事件的传染病防治任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指定医疗机构设置传染科，有条件的可以设置传染病专科医院，承担应对突发事件的传染病防治任务。
　　乡（镇）医疗机构应当设置传染病隔离病房，承担应对突发事件的传染病就诊病人的接诊任务。


　　第十五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建立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的专家库和后备人员储备库。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定期对医疗卫生人员进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相关知识、技能的培训，推广最新知识和先进技术，组织医疗卫生机构进行突发事件应急演练，提高应对突发事件的能力。


　　第十六条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按照国家的统一要求，建立健全覆盖城市和乡村的突发事件信息报告系统，确保信息畅通。


　　第十七条　突发事件监测机构、医疗机构、疾病预防控制机构、卫生监督机构和有关单位发现有《条例》第十九条和本规定第二条规定的突发事件情形的，应当在２小时内向所在地县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接到报告的县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在２小时内向本级人民政府和各上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同时抄报省人民政府和地、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公署）。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在接到报告后２小时内向地、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公署）报告；地、州、市人民政府（行政公署）应当在接到报告后２小时内向省人民政府报告。
　　突发事件报告的主要内容是：
　　（一）事件的类型、发生时间、发生地点；
　　（二）事件的原因、性质、范围、严重程度；
　　（三）波及人群或者潜在的威胁和影响；
　　（四）病例发生和死亡的分布及可能发展趋势；
　　（五）已采取的控制措施、救治措施和其他应对措施；
　　（六）报告单位、人员及通讯方式。


　　第十八条　接到报告的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依照《条例》和本规定报告的同时，应当立即组织力量对报告事项调查核实、确证，采取必要的控制措施，并在４小时内向原报告机关报告调查情况。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突发事件都应当及时、如实报告，不得隐瞒、缓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缓报、谎报。


　　第十九条　省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将发生突发事件的有关情况，及时向省级有关部门和地、州、市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以及驻军部队有关部门通报。
　　突发事件发生地的地、州、市、县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向本省行政区域内毗邻的地、州、市、县卫生行政主管部门通报。
　　接到通报的地、州、市、县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必要时应当及时通知有关医疗卫生机构。


　　第二十条　各级人民政府负责实施国家突发事件举报制度，公布统一的突发事件报告、举报电话。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向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报告突发事件隐患，有权向上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举报下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不履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职责，或者不按照规定履行职责的情况。接到报告、举报的有关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立即组织对突发事件隐患、不履行或者不按规定履行突发事件应急处理职责的情况进行调查处理。
　　对报告、举报突发事件有功的单位和个人，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应当予以奖励。奖励的具体办法参照本规定第六条对作出贡献人员的奖励办法执行。


　　第二十一条　省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国务院卫生行政主管部门的授权，及时、准确、全面地通过指定的新闻媒体向社会发布本行政区域内的突发事件信息。
　　向社会发布的信息应当包括突发事件的类型、时间、地点、波及人数、主要症状、可能产生的危害、已采取的措施等内容。


　　第二十二条　突发事件发生后，县级以上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织专家和专业技术机构对突发事件进行综合评估，初步判断突发事件的类型，并向本级人民政府提出是否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的建议。
　　在全省范围内或者跨地、州、市范围内启动全省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由省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省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向国务院报告。
　　在地、州、市、县范围内启动突发事件应急预案，由地、州、市、县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本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实施，并向上一级人民政府报告。
　　在全省或者地、州、市、县范围内启动专项应急预案，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决定，并向本级人民政府和上一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报告。


　　第二十三条　突发事件发生后，当地医疗卫生机构应当立即对突发事件致病的人员提供现场救援与医疗救护。医疗救护力量不足时，当地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及时请求上级卫生行政主管部门予以支援。
　　县级以上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应当组建应急救护队伍，建立应急快速反应机制。


　　第二十四条　传染病暴发、流行时，街道办事处、乡（镇）人民政府以及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和有关单位应当组织力量，团结协作，群防群控，协助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公安等有关部门、医疗卫生机构做好疫情信息的收集和报告、人员的疏散或者隔离、公共卫生措施的落实工作，并向居民、村民宣传有关传染病防治的法律、法规、规章和传染病的科学防治知识。


　　第二十五条　传染病暴发、流行或者可能暴发、流行时，乡（镇）以上人民政府报经上一级人民政府在４小时内作出决定后，可以在辖区内采取下列紧急措施：
　　（一）限制或者停止集市、集会、影剧院演出或者其他人群聚集的活动；
　　（二）停工、停业、停课；
　　（三）临时征用交通工具、房屋、设施、设备；
　　（四）封闭被传染病病原体污染的公共饮用水源。
　　下级人民政府在上一级人民政府作出决定前，必要时可以临时采取前款第（一）、（四）项紧急措施。
　　紧急措施的解除，由原决定机关宣布。
　　对于集体或者个人所有的交通工具、房屋、设施、设备的征用，使用后应当予以返还并适当支付征用费，不能返还或者造成损坏的应当予以补偿。


　　第二十六条　各级人民政府及其有关部门、医疗卫生机构应当对传染病做到早预防、早发现、早报告、早诊断、早隔离、早治疗，对传染病病人和疑似传染病病人采取就地隔离、就地观察、就地治疗的措施，加强重点地区、重点单位、重点人群、重点环节的预防控制措施，防止造成疫情扩散。


　　第二十七条　医疗卫生机构对因突发事件致病的就诊病人，应当及时接诊治疗，实行先收治、后结算的办法，不得以任何理由拒绝收治。所需费用按照国家和本省的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八条　突发事件涉及的有关人员，对卫生行政主管部门和有关机构的查询、检验、调查取证、监督检查和采取的医学措施，应当予以配合；拒绝配合采取医学措施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协助强制执行。


　　第二十九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违反《条例》和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政府主要领导人和有关领导人依法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对社会公众健康造成其他严重危害后果的，依法给予开除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规定履行报告职责，对突发事件隐瞒、缓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谎报、缓报的；
　　（二）未按有关规定完成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所需的设施、设备、救治药品和医疗器械等物资的生产、供应、运输和储备的；
　　（三）对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调查不予配合，或者采取其他方式阻碍、干涉调查的；
　　（四）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


　　第三十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违反《条例》和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对主要负责人、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对社会公众健康造成其他严重危害后果的，依法给予开除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突发事件应急预案和专项应急预案的规定完成任务的；
　　（二）未按规定履行报告职责，对突发事件隐瞒、缓报、谎报或者授意他人隐瞒、谎报、缓报的；
　　（三）未及时采取有效措施控制突发事件的；
　　（四）未及时组织救治因突发事件致病人员的；
　　（五）未及时组织专家调查、评估、确证突发事件并提出防治、处理建议的；
　　（六）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


　　第三十一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违反《条例》和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本级人民政府或者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对主要负责人、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或者撤职的行政处分；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对社会公众健康造成其他严重危害后果的，依法给予开除的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规定履行报告职责，对突发事件隐瞒、缓报、谎报的；
　　（二）未按有关规定完成突发事件应急处理所需的设施、设备、救治药品和医疗器械等物资的生产、供应、运输和储备的；
　　（三）对上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的调查不予配合，或者采取其他方式阻碍、干涉调查的；
　　（四）未按规定落实应急处理所需的人员、资金和物资的；
　　（五）对突发事件现场、人员等未采取控制措施造成严重后果的；
　　（六）不服从指挥部统一调度的；
　　（七）有其他失职、渎职行为的。


　　第三十二条　医疗卫生机构违反《条例》和本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通报批评、给予警告；情节严重的，依法吊销《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对主要负责人、负有责任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依法给予降级、撤职的纪律处分，并依法吊销执业证书；造成传染病传播、流行或者对社会公众健康造成其他严重危害后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未按规定履行报告职责，对突发事件隐瞒、缓报、谎报的；
　　（二）未向因突发事件致病人员提供医疗救护和现场救援的；
　　（三）未按规定履行突发事件监测职责的；
　　（四）拒绝接诊因突发事件致病的就诊病人的；
　　（五）对确诊的传染病病人、疑似传染病病人未采取隔离措施，造成疫情扩散的；
　　（六）不服从指挥部统一调度或者卫生行政主管部门调遣的。


　　第三十三条　单位和个人在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中，有下列行为之一的，对有关责任人员依法给予行政处分或者纪律处分；构成违反治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予以处罚；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一）不服从指挥部统一调度的；
　　（二）未按规定履行报告职责，对突发事件隐瞒、缓报、谎报的；
　　（三）阻碍突发事件应急处理工作人员执行公务的；
　　（四）拒绝卫生行政主管部门或者其他有关部门指定的专业技术机构进入突发事件现场，或者不配合调查、采样、技术分析和检验的；
　　（五）拒绝接受突发事件疏散、隔离等应急措施的。


　　第三十四条　在突发事件发生期间，散布谣言、哄抬物价、制假售假、欺骗消费者、非法阻断交通或者以其他方式扰乱社会秩序、市场秩序的，分别由公安、工商、卫生、质监、药监、价格等部门按照各自职责依法从严从重查处；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三十五条　本规定自公布之日起施行。

司法公正与依法治国

刘京柱


内容提要：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五大报告中深刻地揭示了依法治国的科学含义，司法机关依法办事,实现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方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是依法治国的动态表现,是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实现。坚持司法公正，树立法律权威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和灵魂。而推进司法改革则是维护司法公正的根本。建设高素质法官队伍又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关键。司法改革在赋予司法机关独立权的同时也须加强和改进对司法权的监督制约,以保证司法公正,在司法活动中全面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关键词：依法治国 司法公正 司法改革


“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对邓小平理论的继承与重大发展,也是党的十五大对全民族的杰出贡献。江泽民同志在十五大报告中深刻地揭示了依法治国的科学含义,明确指出:“依法治国就是广大人民群众在党的领导下,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通过各种途径和形式管理国家事务,管理经济文化事业,管理社会事务,保证国家各项工作都依法进行,逐步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制度化、法律化。”依法治国作为一个规模宏大的法治系统工程,其内涵十分丰富。建立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实现依法行政,努力提高全体公民的法制观念和法律意识等,都是依法治国的题中之义;各级司法机关依法办事,实现司法公正,则是依法治国方略中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动态表现,是法律正义与道德正义在社会现实生活中的实现。
一、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重要环节，坚持司法公正，树立法律权威是依法治国的核心和灵魂。
司法公正是指司法机关在执法活动中必须坚持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严格贯彻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做到严肃执法，秉公办案，实现法律所追求的社会正义。“法不仅仅是思想，而且是活的力量。正义女神一手持有衡量权利的天平，另一只手握有为权利而准备的宝剑。无天平的宝剑是赤裸裸的暴力，无宝剑的天平则意味着法的软弱可欺。”①天平与宝剑共同构筑了司法公正。司法公正是人类进入文明社会以来解决纠纷的一种法律理想和信仰，也是法治社会的崇高目标。公正是司法的最高价值，司法公正是实现法治的保证，也是司法独立的基础和原因。②
“徒法不足以自行”。法律的生命在于它的执行,只有司法公正,才能树立法律的权威,才能确保国家的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只有司法公正,才能维护法律的尊严,才能保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健康、有序发展。而不公正的司法,则是对法治的否定和背叛,是司法权滥用的结果,它不仅混淆了是非,而且会造成人们对法律权威性的怀疑,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也就无从谈起。只有司法公正,树立法律权威,才能真正实现依法治国。邓小平同志科学地借鉴了各种经验与教训,特别是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的经验和借鉴了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惨痛教训,科学地提出并论证了树立法律权威的极端重要性,并为在中国实现和树立法律权威做出了贡献。早在1978年,邓小平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中首次提出:“为了保障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新党章总纲中也再次重申:“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进行活动。”以后邓小平在多次讲话中又反复指出:“一个国家的命运建立在一两个人的声望上面是很不健康的,是很危险的,不出事没有问题,一出事就不可收拾。”这就是说,邓小平一贯不主张“个人至上”,而强调法律权威,并在讲话中多次使用“法律权威”一词。因此可以说,树立法律权威是邓小平依法治国思想的核心。江泽民、李鹏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也多次在题词和讲话中强调法治和法律权威问题。现在要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法律权威无疑是个核心问题。法具有最高的权威性,这不仅是由我国社会主义法的本质和特性所决定的,也是我国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树立法的权威性有赖于完善的制度,通过制度保障法的尊严,发挥法的作用,实现法的价值,通过制度来限制人的随心所欲,规范人的行为,避免“人治”对法的权威性的损害。
司法执法制度是法的权威性能否树立的关键,司法公正与法的权威性有着直接的关系。如果说一次犯罪是污染了水流的话,那么一次不公正的审判则是污染了水源。西方哲人的这一比喻是形象的,更是发人深思的,它告诉人们:司法不公会带来怎样的恶果。
二、推进司法改革是维护司法公正的根本。
当前司法方面存在的主要问题是:司法没能提供应当提供的救济;公民的法律信仰阙如；司法公正未能达到必要的程度;司法未能有效遏制腐败,司法部门本身亦受到腐败的侵蚀;执行难往往使司法判决成为一纸空文。这些不良司法现象的产生,除了各种社会外部原因以外,主要产生于司法制度本身。因此,笔者建议应主要围绕信仰、专业、独立、公正、统一这五大目标,对有关司法制度作相应的改革。但颇令人遗憾的是，“在缺乏理论和知识准备的情况下，许多改革所起到的常常是负面的作用。”“我们与法制发达地区之间在司法制度上最大的差异乃是，在中国，建立在法律知识专业化和司法人员职业化基础上的司法独立还是一个正在争取的目标，维护这种独立的相关制度还远未建立，学术界与司法实务界之间还没有形成良性的互动关系。”③“司法的良窳关系着民心的向背，司法能获得人民的信赖与尊重，是社会得以发展的重要力量。” ④因此，“只有将每一项改革建立在坚实的知识基础之上，今天的改革才不至于成为明天的改革对象。”⑤在司法改革的方式上笔者建议采取以下措施：
1、切实推进人权教育，造就一群被法律重塑的新型公民。“要特别强调司法独立不是司法者的一种特权，而是国人的一项基本人权。独立的司法是实行法治的民主自由社会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要求。这种独立意味着司法功能的行使不受行政或立法部门的干涉，但并不意味着法官有权恣意妄为。司法独立更多的是正义享受者的一项人权，而不是司法者自身的一项特权。”⑥在强调司法改革不是司法者的“专利”，司法独立也非司法者攫取自身利益而“独舞”工具的同时，必须真正下大力气开展全民法律教育(决非行政当局“运动式”的普法教育，而是公民发自肺腑地汲取法的养分，法治规制下的政府则提供开展法律教育的平台，即做好服务工作)，以期从灵魂上重塑和改造那些历来漠视法律的大多数民众(绝非贬抑，实在是现实如此！)。要知道“真正的法治绝不仅仅在于冷冰冰的条文、威凛凛的法官、硬梆梆的警棍和空洞洞的判决，而是有一群被法律重新塑造过的新型公民，他们信仰法律，把司法独立视为天理，并愿意尽力去捍卫，只有这个时候，我们才能说我们的司法改革成功了，才能说司法被真正‘归位’了。”⑦
2、改革法学教育制度和法官任职资格制度,大力提高法官的专业水平。法学教育在我国民主法制建设中，承担着培养法律人才、传播法律知识、弘扬法治精神的重要任务，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有机组成部分，它对于贯彻依法治国方略，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目标具有不可忽视的作用。但目前，我国法学教育的现状与它应有的地位和作用还有差距，法学教育的“产品”—法学人才在政治、经济、司法等各方面所发挥的作用尚不尽人意。因此，有必要从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战略高度，提升法学教育的地位和作用，并从观念和制度两个层面为法学人才在各方面充分发挥作用创造有利条件。法学教育机构与司法实务部门应是一种休戚相关、荣辱与共的共同体关系(正如有的学者所称法学家和求法律家同等重要，均系专家，各有所长)，而不可“文人相轻”、相互攻诘贬抑，各行其是。在法官的挑选上应当切实遵循独立、能力和正直的原则，注重被挑选对象的品德操守与业务技能，改变过去那种片面强调政治素质轻视业务素养，重使用轻培训的传统做法。在对法官业绩的评价上，也亟需更新观念，改变过去那种论资排辈、重行政级别轻专业技能、重温驯听话轻个性飞扬(在此作褒义使用，特指刚直不阿、有创造精神，不愿随波逐流敢于面对职业带来的寂寞与孤独，实践法治精神，追求法之公平正义的法官)的旧的做法，努力为法官提供一个宽和、严谨的人文环境。
3、建立垂直的法官任免体制,非因法定事由和非经法定程序,法官不应受到弹劾和降职、免职。司法公正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官特别是法院院长受制于同级领导机关是无法守好这道防线的。因此,应下大决心建立垂直的法官任免体制,确立对法律负责的信念,确保法院独立行使审判权。“在人类司法的发展史上，没有哪一种法律理念像司法独立那样，推动着司法的法律化、职业化进程；也没有哪一种制度像司法独立那样，锻造着法律运作的政治空间和专业意蕴。”⑧司法的独立是司法公正的基石，是法院公正履行审判职能的内在要求。为了实现司法独立的价值要求，法院和法官要具备依法独立公正行使审判权的能力和抗干扰能力。自上而下完善司法体制的设置，正确解决司法地方化和司法行政化等影响独立司法的现实问题，为依法独立审判提供体制保障、经济保障、法官资质保障及身份保障。
4、改进审判指导方式。上级法院可以通过不影响下级法院独立审判的方式指导审判工作，提高司法水平。如以讨论、讲座、会议等形式，交流司法工作经验，研讨疑难案件，提出新的法律见解，统一对审判实践的看法等等。上级法院在法律规定的职权范围内还可以发布司法规则、制定司法解释、编纂案例(注意此“案例”非彼“判例”，判例更彰显法官的智慧，更耐人斟酌、考量)。如此方可以提高基层法官的水平，并增强其独立意识，以维护司法整体的独立性。在强调法院独立审判的同时，也应加强调查研究，与时俱进，积极稳妥地推进法官个人的独立。过去无论是合议庭还是审判委员会，我们总是过多地强调了法官集体的智慧，殊不知，没有个体的小智慧哪来集体的大智慧，经典马克思主义认为真理往往掌握在少数人手中，司法个案的多姿多彩也势必要求办案法官敢于独辟蹊径，依凭自己的社会经验和司法理念作出相应的判断。这种判断理应获得尊重，在有些地方的裁判文书改革中已公开合议庭少数人的意见，但仍觉不够，因为那些隐藏在裁判文书背后的庭务会、审判长会、审判委员会的组成人员，大多未亲历具体个案的庭审，还在对案件裁判结果施加着举足轻重的影响，合议庭具体成员的意见也只记载在案卷副卷中，而该副卷当事人及其代理人是无权阅看的。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了大多数民事案件的“两审终审”制，且规定中级以上人民法院审理案件必须组成合议庭审理，似乎这样规定对应了中级以上人民法院的地位，也反映着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所审理案件的复杂性。但从笔者十多年的法院工作经历来看，这种制度的设计有着先天的不足性，因为我国宪法和人民法院组织法均规定各级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从理论上笔者认为不同级别的法院在案件审判上应当是地位均衡的，不应存在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具体个案上指手画脚的现象，上级人民法院所审理的案件也未必一定比下级人民法院审理的案件更疑难复杂，尤其是在我国现行审级制度下，案件的分配多少有些“利益驱动”的成分(经济纠纷案件尤烈)，故此，在当前上级人民法院在承办越来越多案件的同时，也就顺理成章地无力履行监督、指导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职责了。笔者建议在将来对民事诉讼法的修改中，应采取列举式具体规定在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所受理的案件中可以采取独任审判制，以符合审判实践规律，也有利于调动中级以上人民法院法官的司法能动性，提升其业务技能，增强其审判权威，也有利于更好地加强对下级法院审判工作的监督指导。
三、建设高素质法官队伍是实现司法公正的关键。
人民法院是国家的审判机关,司法公正就法院而言就是依法公正行使审判权。从近年来人民法院的执法情况看,可以说绝大多数法院工作人员是能够做到公正执法、秉公办案的。但不容忽视的是,在少数法院和少数工作人员中确实存在着执法不公甚至枉法裁判的问题。究其原因,不外两个方面:从外部执法环境看,社会上种种不正之风对人民法院执法活动的干扰和影响是非常普遍的。当事人通过各方面的关系托人说情,请吃送礼；一些地方领导干部搞地方和部门保护主义,也给法院执法造成了很大障碍。从内部因素看,主要是一些工作人员政治素质不高,立场不坚定,经不起金钱的诱惑、人情的拉拢,导致枉法裁判;此外,有的法官审判业务素质不过关,运用法律有偏差和失误,也容易造成执法不公。为此，“要使每一位审判员都成为具有深厚的法律功底、灵活的思维方式、丰富的司法经验、广博的社会阅历、高尚的人格和职业操守的优秀法官。”⑨就理所当然地成为每一名职业法官的追求目标。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民主法制建设的日臻完善,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的战略方针正在进一步落实。法律作为管理国家的重要手段,日益对社会政治生活和经济生活产生极其重要的影响。因此,建设一支高素质的法官队伍,保证司法公正,对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法治国家的建设至关重要。
四、加强监督制约,保证司法公正,全面贯彻依法治国的基本方略。
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我们的权力是人民赋予的,一切干部都是人民的公仆,必须受到人民和法律的监督。要深化改革,完善监督法制,建立健全依法行使权力的制约机制。……加强对各级干部特别是对领导干部的监督,防止滥用权力,严惩执法犯法,贪赃枉法”。使监督充分发挥作用,既要切实使监督机构能行使监督职能,更要在制度上保障公民行使监督权。当前在加强监督制约,防止司法权力滥用上,应注意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是要全面理解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权;二是如何从制度上保障公民行使监督权。邓小平同志关于建立和完善人民群众的监督制度有一系列重要论述,他明确提出:“要有群众监督制度,让群众和党员监督干部,特别是领导干部。凡是搞特权、特殊化,经过批评教育而又不改的,人民就有权依法进行检举、控告、弹劾、撤换、罢免,要求他们在经济上退赔,并使他们受到法律、纪律处分。……最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机构进行铁面无私的监督检查。”马克思主义关于人民监督的思想也批判地继承了西方理论家提出的权力制约学说的合理因素。即,国家权力机关同行政、审判、检察机关的关系,不是几权鼎立的关系,而是决定和执行的关系,监督和被监督的关系,制约和被制约的关系,同时又是分工合作的关系。江泽民同志说:“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是人大及其常委会的一项重要职责。这种监督,既是一种制约,又是支持和促进。”实践已经证明,人大监督制度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行之有效的国家制度。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是代表国家和人民的意志进行的具有最高法律效力的监督。就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来说,它是最高层次、最有权威的监督;同样地方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同其他地方国家机关、社会组织的监督相比较,在本地区也具有最高法律效力。其他国家机关、社会组织以及它们的监督机构,都必须置于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之下。当然,对司法权的监督也应严格按照法定的程序和方式进行;对于非法干预法院独立办案的,人大应予以制止,支持法院实现司法公正。关于公民的监督应当看到,公民是最广泛的监督主体,在不危害国家的安全和不侵犯国家秘密及个人隐私的前提下,应当逐步扩大公民参加政治活动的权利范围,增强国家机关活动的透明度、公开性,使公民对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活动享有较充分的知情权。鉴于国家机关侵犯公民权利的现象时有发生,应当建立完善的权利救济制度,建立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通过对权利及时、公正、有效的救济来实现对权力的监督和制约。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实现司法公正,同样离不开公民的监督。人民法院一方面要通过公开审判增加审判活动的透明度,另一方面,也应积极建立、健全一些必要的制度,如法官违法违纪举报制度、当事人评议法官制度等以确保公民监督权的实施。
总之,法治作为一种治国方略,不仅要求有一套完整的法律体系作为公民的行为准则或规范,更重要的是,法治的存在以其本身的价值取向为支柱,它蕴含着人类对公平、文明、秩序、和平等理想的追求,要求法从制定到实施的整个过程,对任何社会主体都是公正的。司法作为使法治从“应然”走向“实然”的关键环节,是实行法治的保障,要求其公正是必定无疑的。因而,司法公正是依法治国的必然要求和有力保障。(作者单位：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


注释：
①梁慧星编：《为权利而斗争》，中国法制出版社2000年10月第一版，第2页。
②刘晓军：《改革中的司法独立与司法公正——以审判委员会为考察对象》，载 中国民商法律网—首页>>程序法学>>青年学术2002年 9月26日。
③贺卫方：《改革司法改革》，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1月4日，第3版。
④翁岳生：《迎接新世纪从尊重人性尊严出发，建立温暖公正全民信赖的司法》，载《法令月刊》2000年第1期。
⑤贺卫方：《改革司法改革》，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1月4日，第3版。
⑥张志铭：《当代中国的司法独问题》，载《人民法院报》2002年6月7日第三版。
⑦邓科：《司法改革：现实与可能》，载《南方周末》2001年10月25日第7版。
⑧胡玉鸿：《马克思恩格斯论司法独立》，载《法学研究》2002年第1期，第3页。
⑨崔积明：《提高审判员个体素质之我见》，载《人民法院报》理论专版2003-02-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