陕西省农村村庄规划建设条例
陕西省人大常委会
陕西省农村村庄规划建设条例
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公告 第四十六号
《陕西省农村村庄规划建设条例》已由陕西省第十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二次会议于2005年12月3日通过，现予公布，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
陕西省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2005年12月3日
目 录
第一章 总 则
第二章 村庄规划
第三章 村庄建设
第四章 村民住宅建设
第五章 村庄管理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一章 总 则
第一条 在建设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社会主义新农村中，为了规范农村村庄和村民住宅的规划建设和管理，结合本省实际，制定本条例。
第二条 本省行政区域内的农村村庄和村民住宅的规划、建设和管理适用本条例。
第三条 农村村庄和村民住宅的规划建设管理，应当坚持以人为本和科学发展观，遵循统一规划、合理布局，节约土地、集约发展，因地制宜、突出特色，政府引导、依靠群众，试点示范、逐步推进的原则，实现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和环境效益的统一。
第四条 县级以上建设行政部门主管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村庄和村民住宅的规划建设工作。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本行政区域内的农村村庄和村民住宅规划建设工作，并确定管理人员。
村民委员会在县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的指导下，做好村庄和村民住宅规划建设的实施和管理工作。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的发展和改革、国土资源、农业、水利、林业、交通、民政、财政、教育、文化、卫生、广播电视、环境保护等行政部门以及电力、电信、邮政等相关单位，应当按照各自职责，做好农村村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工作。
第五条 县级人民政府应当确定本行政区域内农村村庄和村民住宅的规划建设年度工作目标，统一部署，制定计划，采取措施，组织实施。
县级人民政府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将农村村庄和村民住宅规划建设纳入年度工作目标责任考核。
第六条 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将农村村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建设补助经费、规划编制经费、规划管理人员培训经费纳入本级财政预算。
第七条 农村村庄和村民住宅建设应当在统一规划的前提下，充分尊重村民自主权。村民住宅由个人建设，对特殊困难农户，有条件的村民委员会给予适当补助，各级人民政府有关部门按照国家规定给予扶持。村庄的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由农村集体组织多渠道筹集资金建设，各级人民政府应当给予扶持。
第八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宣传推广农村村庄和村民住宅规划建设工作的先进典型，对在农村村庄和村民住宅规划建设和管理工作中做出突出贡献的单位和个人予以表彰奖励。
第二章 村庄规划
第九条 农村村庄建设应当编制规划。村庄规划包括村庄总体规划和村庄建设规划。
编制村庄规划应当以县域规划、农业区划、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为依据，与基本农田保护、小流域治理、公路建设、环境保护、扶贫开发等规划相衔接，符合国家和省编制村庄规划的技术规范和标准。
第十条 编制村庄规划应当遵循下列原则：
（一）根据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实现小康社会目标的要求，结合当地自然环境、资源条件和社会经济条件，统筹兼顾，综合部署村庄的各项建设； （二）正确处理近期建设和长远发展的关系，推进农村现代化建设，使村庄建设的规模、速度同当地经济发展、人口增减相适应；
（三）合理用地，节约和集约使用土地；
（四）合理布局，配套建设，有利生产，方便生活；
（五）保护和改善生态环境，统一规划村庄绿化、村容村貌和环境卫生设施；
（六）保护文物、历史遗迹和自然景观，突出地域和民俗特色。
第十一条 县级人民政府编制的县域规划，对本行政区域内的村庄的总体格局作出安排，报设区的市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第十二条 村庄总体规划在县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指导下，由乡（镇）人民政府依据县域规划组织编制，提交乡、镇人民代表大会审议同意，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村庄总体规划的主要内容包括：乡（镇）行政区域内的村庄布点，村庄规模和发展方向，村庄和村民住宅的总体风格，村庄的道路交通、供水、排水、供电、通信、绿化、企业和教育、卫生、体育、文化、广播电视等设施的配置。
第十三条 村庄建设规划在乡（镇）人民政府组织帮助下，在县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的指导下，由村民委员会依据村庄总体规划组织编制，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同意，由乡（镇）人民政府报县级人民政府批准后公布实施。
村庄建设规划的主要内容包括：住宅布局和建筑风格，道路走向、宽度，养殖和加工等产业发展用地，供水、排水、供电、通信及其他工程管线和绿化、环境卫生等生产生活设施的具体安排，本村企业和教育、卫生、体育、文化等各项建设的用地布局和规模。
第十四条 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应当聘请具有专业资质的规划设计单位或者专业技术人员编制村庄规划，政府有关部门应当无偿提供地质勘测、自然资源状况等有关的基础资料，并做好村庄规划编制的服务工作。
第十五条 村庄总体规划的年限一般为20年，村庄建设规划的年限一般为10年。村庄规划的变更按照本条例第十二条、第十三条规定的程序办理。
第三章 村庄建设
第十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负责组织村庄总体规划的实施。村民委员会负责组织村庄建设规划的实施。在规划实施中，县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监督检查和技术指导。任何单位和个人必须服从规划要求和用地调整，不得阻挠规划的实施。
第十七条 人畜用水严重短缺地区、地质灾害易发地区、地下采空地区、水土流失严重的山地丘陵地区等不适宜人居地方的村庄和农户，县级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应当选择交通方便、自然环境适宜居住、有利于生产生活的地方，按照规划的要求，有计划地实施搬迁，集中建设新村或者迁入其他村庄。
第十八条 县级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引导自然条件良好、人口较多、具有区位优势和发展潜力的村庄，采取扩建、改造等方式吸引周边自然村农户向该地聚居，逐步发展为中心村或者建成小城镇。
第十九条 建设布局和土地利用不合理、住宅建筑不规范、基础和公共设施不完善的村庄，应当按照规划逐步进行改建、改造，达到村庄建设规划的要求。
第二十条 城镇周边的村庄应当依托城镇和产业发展进行改建，实现基础设施、公共设施与城镇共享，扩大城镇规模，增强城镇的辐射力和拉动力。
第二十一条 完整体现历史风貌和建筑特色、有一定保护价值的村庄，应当保护原有建筑，新建建筑应当与原有建筑风格相协调。
第二十二条 山地、丘陵、沟壑地区的散居农户，可以因地制宜，利用地形地貌，相对集中建设住宅，不占或者少占农用地。
第二十三条 进行村庄建设应当依据村庄建设规划制定实施方案，绘制建设平面图，确定住宅基础标高、道路宽度及建筑红线、绿化带、工程管线、公共设施布局等事项，并根据本村产业发展和村民生产生活的需要，留出必要的产业发展用地、卫生通道等。
第二十四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安排各项专用资金，用于农村村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等各项建设。
鼓励单位和个人投资兴建村庄的供水、排水、环境卫生等公共设施，可以合理收取费用。
第二十五条 新建、改建村庄需要在村组或者乡（镇）集体经济组织之间置换土地的，应当经相关集体经济组织成员的村民会议三分之二以上成员或者三分之二以上的村民代表同意，并依法办理变更登记手续。因置换土地造成被置换人合法权益损失的，应当给予合理补偿。
第二十六条 兴建乡（镇）村企业或者兴建村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需要使用农民集体所有的土地，须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同意，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经县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并出具规划选址意见书后，依照《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第二十七条 在村庄规划区内建设过程中，需要临时占用非农用地，应当先向村民委员会提出申请，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同意。临时用地使用期不得超过一年。使用期满后，应当及时拆除临时建筑物、构筑物，清理场地，并归还土地。
第二十八条 在村庄规划区内进行建设，应当按照《陕西省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和有关技术规范的要求执行，保证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
各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村庄规划建设管理人员进行业务培训，对农村建筑工匠应当加强管理和业务指导。
第二十九条 各级人民政府应当鼓励和推广新型建筑材料和建筑构件的标准化、产业化生产，提高建筑质量，降低建筑成本。
第三十条 在村庄规划区内，建设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工商企业生产经营性设施，应当符合村庄建设规划，并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设计。建设单位在开工前必须向县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提出申请，经县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对工程设计、施工条件依法审查批准，颁发施工许可证后，方可开工。
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工商企业生产经营性设施，应当由具有相应资质的单位进行施工。竣工后由业主负责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方可交付使用。
第三十一条 建设工程竣工后，应当及时拆除施工时的各种临时建筑物、构筑物，清理平整施工现场。
第三十二条 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因实施村庄规划给单位和个人造成损失的，应当按照县级人民政府规定的标准给予补偿；村民宅基地被占用的，应当重新分配宅基地。
第四章 村民住宅建设
第三十三条 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村民住宅设计、建设的指导，根据关中、陕北、陕南不同地域民居特点，无偿向村民推荐设施完善、使用功能齐全、布局合理、造型多样、符合不同经济水平村民需要的住宅设计图，推广使用新材料、新技术、新工艺。
省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制定全省不同地域的村民住宅建设技术规范。市、县（区）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根据省技术规范的要求，结合本地实际，制定具体的村民住宅技术规范标准。
第三十四条 设计村民住宅坚持适用、经济、美观、安全、卫生、方便的原则，按照村庄建设规划确定的建筑风格，结合当地农村生产生活的实际需要，对房屋位置、房屋结构、通道、庭院、围墙、门户、卫生设施、畜禽圈、沼气设施等家庭生产生活设施，合理布局，科学设计，体现地域民俗特色和时代风貌，并与周边环境相协调。
第三十五条 村民建设住宅应当按照村庄建设规划和建设技术规范的要求，自主设计或者选择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推荐的住宅设计图。在适宜的地方提倡和推广建设坡屋顶式的村民住宅。
第三十六条 村民新建、改建、扩建二层以上住宅，应当由具有相应资质的设计单位设计，或者采用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无偿提供的通用设计。
第三十七条 村民在规划区内建设住宅需要申请宅基地的，应当先向村民小组或者村民委员会提出申请，经村民会议或者村民代表会议讨论通过，并报乡（镇）人民政府审核，经县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并出具选址意见书后，依照《陕西省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办法》有关规定执行。
第三十八条 村民委员会在乡（镇）人民政府指导下，依据土地行政管理部门的宅基地使用批准文件进行定点放线后，村民方可开工建设住宅。
村民委员会进行定点放线，应当确定宅基地的位置、面积、四至、基础标高、房屋层高等。
第三十九条 农村村民一户只能拥有一处宅基地，违法多占的宅基地应当交回集体，及时复垦或者调整使用。
禁止在承包土地中擅自建设住宅。
第四十条 县级人民政府和乡（镇）人民政府应当制定规划，提供技术指导和资金补助，在村民住宅建设、改造中推广使用沼气、太阳能、风能、水能等清洁型能源。
第四十一条 县级以上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加强对村庄房屋的产权产籍管理，依法保护房屋所有人的合法权益。
第五章 村庄管理
第四十二条 县级人民政府、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应当保护饮用水源。有条件的村庄应当实行集中供水，并使饮用水质达到国家规定的卫生标准。
禁止在村庄公共饮用水源地建厕所、畜禽圈、污染型企业或者排放污水以及堆放垃圾和其他废弃物。
第四十三条 村民委员会应当组织村民在宅旁、路旁、水旁、村旁植树造林，绿化村庄，美化环境，营造良好的人居环境。
第四十四条 村民委员会应当加强村庄环境卫生的管理，明确环境卫生责任区和责任人。
村民应当维护村庄环境卫生，不得随意倾倒垃圾、粪便、废料废渣和其他废弃物。有条件的村庄应当设立垃圾收集处理点，建设污水排放设施。村民建厕所、畜禽圈等不得占用村庄街巷通道。
第四十五条 村民委员会应当加强对村庄基础设施、公共设施的管理，保证正常使用，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擅自占用或者损毁。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义务保护村庄内的文物古迹、古树名木、风景名胜资源、军事设施和国家公共设施。
第四十六条 乡（镇）人民政府和村民委员会对村庄建设中形成的具有保存价值的文件、图纸等资料应当及时整理归档。
第四十七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对村庄规划建设中的违法行为，有权向各级人民政府或者有关行政主管部门举报。受理举报的单位应当及时查处。
第六章 法律责任
第四十八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条第一款规定，不按照村庄规划进行建设或者未取得开工许可证进行建设，严重影响村庄规划的，由县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影响村庄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由县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限期改正，处违法建筑面积每平方米五元以上十元以下罚款。
第四十九条 违反本条例第三十一条规定，工程竣工后未及时清理平整施工现场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清理；逾期不清理的，由乡（镇）人民政府或者村民委员会组织人员清理，所需费用由责任人承担。
第五十条 村民违反本条例第三十八条规定，未经村民委员会组织定点放线，或者不按照确定的宅基地位置、面积、四至、基础标高、房屋层高建设住宅，严重影响村庄规划的，由县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责令停止建设，限期拆除；影响村庄规划，尚可采取改正措施的，由县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或者乡（镇）人民政府责令限期改正，处违法建筑面积每平方米五元以上十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一条 违反本条例第四十二条第二款规定，在村庄公共饮用水源地建厕所、畜禽圈、污染型企业或者排放污水以及堆放垃圾和其他废弃物的，由县级建设行政主管部门责令改正，予以警告，可并处二百元以上二千元以下罚款。
第五十二条 在村庄规划区内乱堆乱倒垃圾、粪便、废料废渣及其他废弃物或者向道路及公共场所随意排放污水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可以处五元以上五十元以下罚款；损毁基础设施、公共设施和公共绿化的，由乡（镇）人民政府责令改正，可以处一百元以上一千元以下罚款。前述行为造成损失的，应当赔偿。
第五十三条 违反本条例规定的行为，其他法律、法规有处罚规定的，由有关部门依照其他法律、法规的规定予以处罚。
第五十四条 阻挠村庄规划建设管理人员依法执行公务，违反治安管理法的，由公安机关依法处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五条 当事人对行政处罚决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
第五十六条 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和乡（镇）人民政府的工作人员在村庄规划建设管理工作中，玩忽职守、滥用职权、徇私舞弊或者应当作为而不作为的，由其所在单位或者行政监察部门给予行政处分；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五十七条 村民委员会负责人在组织实施村庄规划建设和管理中，擅自改变规划要求、弄虚作假、徇私舞弊、乱批乱建的，由乡（镇）人民政府给予批评教育，责令改正；情节严重的，由村民会议依法予以罢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七章 附 则
第五十八条 农林牧场场部及其居民点的规划建设，参照本条例执行。法律、行政法规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第五十九条 县级人民政府可以根据本条例制定具体的实施办法。
第六十条 本条例自2006年3月1日起施行。1995年12月26日省人民政府发布的《陕西省实施〈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办法》同时废止。
王占阳 中央社会主义学院政治学教研室教授、主任
乌坎事件的合理解决令人欣慰、令人振奋，更让人看到了中国宪政民主事业的新曙光，特别是看到了村民自治建设的新曙光。
一、乌坎事件有其全国性的制度根源，它的合理解决也具有全国性的普遍意义
乌坎事件的根源和核心实际是村民自治问题，事件获得合理解决的最大关键也正是在于肯定了通过村民民主选举产生的“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的合法性，即对村民自治给予了充分的尊重和肯定。虽然这一“临时代表理事会”将来肯定会为正式选举产生的村委会所取代，村支部将来也会重新选举产生，但是，如果没有意外，乌坎村的“村民当家做主”肯定就会从此建立起来了。
虽然“乌坎转机”本身还只是一个个案，但它同时更对深化村民自治改革、彻底落实和保障村民自治、普遍实现“村民当家做主”具有全国性的示范和先导意义。
这是因为，乌坎事件的爆发不仅有其特定的具体根源，而且更有其全国性的普遍根源。这种根源就是：村民自治在颇大的程度上没有得到落实。在许多地方，不是村民自治，而是村民被治。在村里真正当家做主的不是普通村民，而是村支书或村长及其助手。这些人利用手中不受制约的权力上下勾结、官商勾结、以权谋私，严重侵犯村民的切身利益，在全国范围内导致了大量的群体性事件。众所周知，乌坎村事件也是因为村支部和村委会大肆侵犯村民利益而爆发的。
不仅如此，这种“村民被治”和村民利益遭到严重侵犯的现象，实际还有其更深刻的制度根源。
不难想象，如果遵循民主程序，当几乎全村13000名村民都起来反对村支部和村委会时，只是通过平和的改选就足以解决问题了，根本就不可能爆发如此严重的官民对峙和警民冲突。那么，为什么这种原本属于村民自治范围的事情又把地方政府牵涉进来了，形成了那么大的风波，以至于高层领导都不得不介入呢？这就不能不令人深思了。
就比较直接的制度原因来说，之所以会形成这种村干部专横、掠夺、村民被迫奋起反抗的对抗局面，一是因为村内选举被少数人所操纵，选举是假选举，或者是选举舞弊很严重，致使“村民当家做主”无以实现，真正实现的只是“村干部当家作主”。二是因为没有设计和安排村级分权制衡体制，以至于每次或真或假的选举产生的都是握有不受制约权力的村干部，他们在两次换届选举之间就是村级独裁者，这就使之有可能利用自己手中的这种权力，通过侵犯、侵占、侵吞村民的利益而发财，然后再用这笔不义之财向上贿赂地方官员，以谋得其对自己连任的暗中支持，向下对村民实行贿选，以直接实现当选和连任。由此，也就形成了一种权钱结合的低投入、高产出、可持续的特殊利益的生产线，以至于相当数量的村干部和地方官员都对此乐此不疲。
那么，我们再追问：为什么会出现许多村级选举会被少数人所操纵、以至于许多地方都是“村干部当家作主、村民被治”的现象呢？在这里，除了纯粹地方性的原因外，也有两种深层次的思想原因和体制原因。
一是没有解决好党的领导与村民当家做主的关系。在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的历史惯性下，仍然缺乏放手发展基层民主政治、放手落实基层群众自治制度的思想准备，总是不由自主地想“以党治民”、“以党控民”，想以党的系统直接控制社会细胞，控制到村和居委会，想以“加强党的领导”为名通过村支部直接掌控村级权力。这就必然会与村民的自治权发生矛盾和冲突，必然会出现自上而下地干预、操控村级选举、破坏村民自治的种种不良现象，必然会使村干部的权力越来越不受制约，从而使村级腐败和地方官员的腐败问题越来越严重，使村民与严重腐败的村干部和地方官员的矛盾越来越大，使农村的（特别是城乡结合部的）群体性事件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使原本属于村民自治范围的问题越来越扩散为了官民关系、党群关系、警民关系问题，也使执政党和政府的形象也受到了越来越大的伤害。这次的乌坎村事件显然也是这种思想惯性、体制偏差及其普遍逻辑的具体产物，因而也是全国诸多同类现象中的一个具体案例。
二是两种不受制约的权力相结合必然导致严重恶果。现在的乡镇级和县级选举基本上仍然是走形式，这种形式上的选举之后形成的权力结构又不是分权制衡的，而是高度集中的，这就使之也成为了不受制约的权力。村级权力与乡镇级、县级权力紧密相联，这就很容易出现这两种不受制约的权力上下勾结、相互利用、以权谋私、共同侵犯农民利益的现象，特别是在经济利益较多的城乡结合部等涉及土地问题的地方，就更是如此。这同时也使县级以上的不受制约的权力有可能通过县级和乡镇级权力一直连结到村级村权力，从而形成一个长长的特殊利益集团的利益链条，而这个利益链条的基础就是自上而下的不受制约的权力体系，这个利益链条所要鲸吞的也主要是农民的土地利益。为什么有些人总想以村支部剥夺农民的自治权？恐怕以此攫取巨大的土地利益更是其中的深层原因。这就更与党的性质和任务背道而驰了。至少在客观上，剥夺农民的自治权最有利于特殊利益集团，这是已被无数事实所证明了的。
这样，通过这种或长或短的利益链，一方面，上面的腐败官员得以通过腐败村官从村民手中攫取非法利益，而且经常是获得整个非法利益的大头。另一方面，腐败村官也得到了党政机关中的有关腐败官员的撑腰，从而既能“顺利当选”、“连选连任”，又能在大多数村民的反对和抗议中“巍然屹立”，因而也就可以持续不断地攫取非法利益而又不遭殃。我们在乌坎村事件中看到的实际也是这种现象。将来事件查清后，更可以具体地证明这一点。这就进一步表明，乌坎事件是有其全国普遍性的制度根源的，因而也是全国同类事件的一个缩影。
乌坎事件的这些全国普遍性的制度根源可以归结为一点，这就是在一系列的思想偏差、体制偏差和体制漏洞下，村民自治仍然未能得到充分的尊重和保障，以至于在许多地方都出现了“村干部当家作主、村民被治”的乡村专制体制；于是，“两种不受制约的权力相结合”、共同祸害村民的事也就越来越多、越来越严重了。
由此，广东省委、省政府在对乌坎村事件的合理解决中，充分尊重和肯定村民自治，支持和帮助村民当家作主，从而也开始调整了党的领导与村民当家作主的关系，也就不能不具有了全国性的示范意义和先导意义。虽然这还只是一个开端，但它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良好开端。它是在危机中打开的整个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至关重要的突破口。由此发展下去，我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就将开始进入新阶段。
二、农民民权意识的觉醒必然导致村民自治的新发展，先进地区的新发展必然预示和引领全国新潮流
广东是我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前沿地区。先进地区历来都是首先出现发展中的新问题的地区，又都是首先解决这种新问题的地区，因而也是开风气之先和引领历史潮流的地区。这在世界范围是这样，在中国也是这样。这在解决新问题的新方向、新思路、新方法方面是这样，在从根本上解决新问题的制度建设方面也是这样。这也使乌坎事件的合理解决具有了全国性的示范意义。
乌坎事件的出现和合理解决无疑有其较先进地区的特殊根源，这就是农民民权意识的较早觉醒和相对较高的维权能力。
我特别注意到了有关报道中的下述事实：
从1970年至今年，乌坎村党支部书记薛昌已经连任此职长达41年之久。他是乌坎村的“顺我者昌，逆我者亡”的独裁者。他在讲到村里的土地问题时就曾公开说过：“我想给谁就给谁，想不给你就别想拿到”。最近几年来，在村民不知情的情况下，他竟将村里的几千亩（一说上万亩）土地陆续贩卖出去，卖地所得达7亿多元，而给村民的补助款只有550元，其余全被当地官员和村干部所私吞。薛昌和十几位村干部都盖起了被村民称为“别墅”的二层楼。他也成为了一些市府官员的“财神爷”和座上宾。
但在过去的四十年里，乌坎村民似乎也形成了对于这位长命书记的路径依赖。四十岁左右的村民从懂事起就知道“薛昌是村支书”。村民们对这位长命书记的贪赃枉法多是默认和容忍。虽然他们从未见过选票的样子，但村里却总会贴出告示，宣告薛昌又成功连任村支书了，其间的舞弊可想而知。今年他又“做票”造假，声称自己以85％的得票率当选人大代表。多年来，村民对此的反应多是“井水不犯河水”，“你做你的官，我赚我的钱”。这就默认和纵容了薛昌等村干部的专横与贪腐。
这正是：有什么样的人民，就会有什么样的官员。有什么样的村民，就会有什么样的村干部。但当人民的民主意识、权利意识觉醒后，一切都会发生根本的改变。
近几年来，村民们越来越意识到村干部们正在对村里的土地玩“监守自盗”的把戏，越来越感觉必须起来去维护自己的权利。
直到今年，村民们才从外出打工返乡的乡亲口中、从网络上有关民主选举的报道中了解到，原来宪法和法律已经确认了自己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进而，他们又在较为先进的大环境中，继续学习和加深了对于民主的理解。
由此，“查清村委换届选举情况”就成为了村民们的一项主要诉求。
由此，在集会游行中就出现了“还我人权”、“ 反对独裁”、“开放选举” 等横幅。
由此，就出现了富有理性和政治智慧的井然有序的维权抗争。只是在被激怒的情况下才出现了一些可以理解的不理性行为。
由此，才又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民主选举产生了“乌坎村村民临时代表理事会”，从而真正开始实现了乌坎村的“村民当家做主”。
由此，整个乌坎事件才得到了一个赖以获得具有全国普遍意义的合理解决的基本前提条件。
这就表明，至少在很大的程度上，这种较高水平的基层民主的发展正是较先进地区首先出现的新事物。
虽然现在在较后进地区也都有程度不同的村民自治，但其经济社会根基显然不如乌坎村所在的广东地区深厚，它所达到的水平也都不如乌坎村。
乌坎村的这种民主发展更多地体现了经济社会发展必然导致基层政治生活民主化的历史趋势，而广东省委、省政府对于乌坎事件的合理解决也顺应了这种历史大潮，合乎了人心所向，实现了重大突破。由此，这种先进地区的官民结合的新变革也就不能不成为了我国村民自治建设和整个基层民主建设的新曙光。
三、“乌坎转机”在我国宪政民主建设中的主要意义概括地说，这种意义至少有三条
一是它再次启示我们，正如小岗村实行的承包制是当时解决农村问题的关键环节一样，乌坎村实行的“村民当家做主”的基层民主也是解决现阶段农村问题的关键环节。
诚然，面对群体性事件，不再以“对手思维”去解决，而是以“认真解决好群众利益问题”的诚恳态度去解决，这已是一个很大的进步了，确实是非常之好，非常令人欣慰，而且也有全国性的重要示范意义。但是，既然不合理的制度安排是导致矛盾积累和激化的主要根源，那就更应从体制改革和制度建设着手解决问题。这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群体性事件，而不是总是不得不去充当疲于奔命的救火队。
所以，在广东省合理解决乌坎事件的各种新型举措中，最根本、最有长远意义和普遍意义的举措，就是打破了“必须以村支部为中心”的事实上的禁忌，充分地尊重和肯定了村民自治。这在实质上已是一项重大的制度创新。这种制度创新的实质也正是彻底实现和保障村民自治，即毫无保留地尊重、支持和保障“村民当家做主”。
“村民当家做主”就是“人民当家作主”在农村的具体形式，就是农村的社会主义政治制度。这种社会主义政治制度无疑应在全国范围内彻底推广。唯有如此，曾经向农民承诺的“社会主义天堂”才能切实降落到人间，当年农民群众为中国革命付出的巨大牺牲才能得到应有的报偿，无数为解放人民而流血牺牲的革命先烈才能在地下安眠，执政党的政治信誉和政治合法性也才能够得以恢复和重建。也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在农村真正有效地构建起和谐社会，才能大幅度地减少农村地区的群体性事件，也才能使党政机关恢复其本来应有的秩序与安宁。
二是它启示我们，落实村民自治的关键在于解决好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关系问题，即解决好农村地区的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的关系问题。
在这个问题上，邓小平同志说得好：“我们的生产队为什么不搞民主？队长不合格就淘汰，社员应该有权利，现在有些干部权力大得很，包办选举，几个人说了算。所以现在农村有霸，出霸王。”（《邓小平年谱》，第379页）
他更指出：共产党“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确认这个关于党的观念，就是确认党没有超乎人民群众之上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向人民群众实行恩赐、包办、强迫命令的权力，就是确认党没有在人民群众头上称王称霸的权力。”（《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217-218页）
他还明确指出：“党的工作的核心，是支持和领导人民当家作主。整个国家是这样，各级党的组织也是这样。”（《邓小平年谱》第685页）
邓小平所说的“党政分开”实际还包括了“党与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分权”这个重要内容。他说：过去“很少强调必要的分权和自主权”。“过去在中央和地方之间，分过几次权，但每次都没有涉及到党同……群众团体等等之间如何划分职权范围的问题。”他反对“权力过分集中”，主张把那些各级领导机关“不该管、管不好、管不了的事”“放在下面，放在……社会单位，让他们真正按民主集中制自行处理”，这样就能使这些事情“可以很好办”。（《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329、287页）
实际上，邓小平理论的这些内容已经为解决党的领导与村民自治的关系问题提供了基本指南，这就是：
（1）农村应该实行民主选举，实现村民当家作主，杜绝村霸现象。
（2）农村应该实行村民自治，自行解决问题，而不是党去包办代替，更不是党在农民头上强迫命令、称王称霸。
（3）党的农村工作的核心是支持和领导村民当家作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