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像制品著作权侵权赔偿

音像制品以前一般是指录音、录影带，现在品种更多了，有CD、VCD、DVD、MP3、EVD等，还可以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光盘非常容易被复制，要是放在网络上下载，所以现在的音像制品更容易被侵权。MP3的制作过程一般都是直接在网络上下载歌曲，经过出版社出版，再到光盘厂复制。加上包装这些成本每个大概是二元人民币，制作者以每个四元的价格批发给销售商，最后以每个十元的价格买给消费者。这么低的制作成本，不可能包括著作权许可费用，所以光盘版的MP3不可能是正版的（本人另有文章《正版MP3只售10元，不可能》）。自MP3面世，这样的运做模式注定要被推向打假的风头浪尖，有关MP3的侵权诉讼案件是层出不穷，下面介绍一下音像制品著作权侵权赔偿。

法律规定的赔偿方式

音像制品侵权一般侵犯的是著作权，那么其赔偿应当适用著作权法的规定。来看《著作权法》的规定：第四十八条：“侵犯著作权或者与著作权有关的权利的，侵权人应当按照权利人的实际损失给予赔偿；实际损失难以计算的，可以按照侵权人的违法所得给予赔偿。赔偿数额还应当包括权利人为制止侵权行为所支付的合理开支。权利人的实际损失或者侵权人的违法所得不能确定的，由人民法院根据侵权行为的情节，判决给予五十万元以下的赔偿。”

那么根据该规定赔偿的计算方式有三种：1、以被侵权人实际损失计算，2、以侵权人违法所的计算；3、法定赔偿，由法院根据情况判决给予50万元以下的赔偿。这三种计算方式是有顺序的，第一以被侵权人实际损失计算，第二以侵权人违法所得计算，第三进行法定赔偿。只有在前一种方式无法计算时，再考虑下面的计算方式。

知识产权侵权赔偿远比法律规定的要复杂得多，对知识产权赔偿问题进行研究，可以写出一本专著来。这里我们只能简单分析法律规定的赔偿计算方式：第一种：以被侵权人实际损失计算，被侵权人的损失基本是无法计算的，市场的产品不是非此即彼，侵权产品销售多少，被侵权的产品就减少多少这么简单。整个市场非常庞大的，销量的大小非常复杂，侵权对销售有多大的影响不可能有精确的计算公式。如果产品处于上升期，遭受侵权后的销售量可能继续在上升。以这种方法计算被侵权人的实际损失基本上是不可行的。

第二种：以侵权人的获利来计算，侵权人获利多少是可以计算的，制作了多少，卖出去多少，成本是多少，利益是多少在侵权人那一般都有记录，找到帐目就可以了。那个侵权人会主动提供他们的帐目？即使提供也无法判断真假，法律没有任何强制力可以要求侵权人提供帐目，找不到帐目这种方式也是不可适用的。第三种方式很简单，直接在一个数字内由法院来定，法院似乎不太愿意冒这种险，怕自己确定的数字让两方都不满意。

因为著作权侵权案件赔偿计算的复杂性，在实践中对赔偿的计算方式有千百种不同，各个地方，甚至是同一个地方的两个法院在实践中都会有不同的计算方式。

实践审判中另类计算方式

本人根据亲自经历的一个音像制品侵权赔偿的案件，举出实践中另外一种音像制品侵权赔偿的计算方式，供读者参考：

香港某唱片公司发现北京某出版社在其出版的MP3光盘中含有十五首他们制作的歌曲没有取得他们的授权，于是香港公司将北京某出版社告上法庭，侵权事实清楚，对是否构成侵权，没有任何异议，总共有多少个侵权产品非常的明确，侵权产品的售价是多少非常明确，只是对赔偿的计算方式双方各自有自己的计算方式。作为原告提出的赔偿是以自己的损失来计算的，作为被告却以自己的获利来计算，当然互相都会夸大、缩小。最后法院的判决却令人百般不得其解，不知道是如何计算的。

通过一个熟人得知法院原来是这样计算的：因为原告是香港的公司，按香港的行业惯例，一首歌曲的许可费用为1个港币，原告在被告的MP3中发现15首侵权歌曲，被告总共复制了10000个产品。因为香港的唱片公司在大陆从来没有许可过任何单位使用其著作权，法院依照香港的标准，定为一首歌曲在大陆的许可费用为1元人民币。最后侵权赔偿是这样计算的：1元×15首×10000个=15万元。

在一般的音像制品侵权案件中，侵权人违法所得却是非常容易计算的，音像制品的销售价格很清楚地在产品上有标注，成本价、批发价都有非常透明的市场价格。制作的数量也是确定的，因为如果是出版发行，必须要到光盘厂制作光盘，光盘厂必须看到新闻出版局出具的《复制委托书》才敢复制，《复制委托书》对光盘的复制数量是确定的，一般只比实际复制的数量大，《复制委托书》在新闻出版局有备案，因为管制严格，光盘厂一般都会严格遵守这个数字。有确定的价格，确定的数量，那么侵权人的侵权所得就很好算了。

有可以非常明确计算的方式，却要使用其他方式？为什么不适用符合法律规定的计算方式？这个问题不是本文要讨论的。本文是要告诉大家的是音像制品侵权赔偿的计算还有这样的一种方法。
侵权的多样性与复杂性
音像制品的著作权权利复杂，也就是说音像制品包含很多人/公司的著作权，最源头有词曲作家的著作权，然后表演者（演唱者）有表演者权，唱片公司制作成唱片，他们享有音像制作者权，出版社出版唱片，出版社也享有相应的著作权，音像制品一旦侵权则侵犯了很多人的著作权，一个MP3光盘里有一百多首歌曲，如果每首歌都有一个词曲作者，都有一个演唱者的话，那么一个MP3里就有几百个著作权人。未经许可复制发行一张MP3可能同时侵犯几百个人/公司的著作权。如果这几百个人/公司分别提起诉讼，那么侵权者将面临几百场官司。

音像制品的侵权属于民事案件，最终是要落实到赔偿上的，著作权侵权赔偿和其他知识产权赔偿一样要统一适用民事赔偿原则：“填平原则”，也就是说因为侵权损失多少，就赔偿多少，被侵权人不能通过侵权诉讼而获利，侵权人也不能因为侵权而赔偿超出其因为侵权所获得的利益。那么侵权赔偿应当在被侵权人的损失或侵权人的获利之间选择一种赔偿方式。如果两者都无法计算，那么就由法院在这个原则范围内选择确定一个赔偿标准，我国著作权法就是这么规定的。

但是在实践中，几乎任何一个被侵权人提起的诉讼都是按照著作权法规定的方式计算自己的损失，或者以侵权人的获利要求全部赔偿自己。例如唱片公司提起诉讼，他们要求按侵权人的获利赔偿自己，后来词曲作者发现了侵权，又以侵权人的获利要求全部赔偿自己，对一个MP3侵权，可能面临几百个人/公司的侵权诉讼，这几百个人都要求全部赔偿自己，那么侵权人可能要赔偿出去侵权获利的几百倍，这将违背民法的基本原则，显然是不公平的。在一起音像制作者侵权案件中本人当庭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主审的法官是个很有名的知识产权专家，但是我的观点并没有受到这个法官关注，在判决中并没有将这个问题考虑进去。

本人在网络上检索到一个典型案例：香港华纳唱片有限公司（简称华纳公司）在青岛××科技有限公司购买了五种CD唱片。这批光盘中的大部分曲目由华纳公司享有录音制作者权，华纳公司从未许可上述光盘上标注的出版社出版发行享有录音制作者权的曲目，该批光盘显属侵权录音制品。华纳公司提起诉讼。法院判决青岛××科技有限公司的行为已构成对录音制作者权的侵犯，判决被告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向原告经济损失三万元。

法官认为：“原告华纳唱片有限公司作为录音制作者单独提起诉讼，主张被告侵犯了其发行权，其主张的部分只能是除去著作权人、表演者所享有的发行权之后的部分。因为，首先原告华纳唱片有限公司并不享有该录音制品全部的发行权，他所享有的发行权是建立在著作权人、表演者权利的基础之上的，他所主张的只能是部分权利。其次，如果该曲目的词曲作者、演唱者也向被告主张权利，法院并不能以“一事不再理”为由不予受理，而让被告就同一过错反复承担责任显属不公。所以，法院在审理侵犯录音制作者权案件中需考虑被告的侵权行为与原告主张之间的对应关系。如在本案中，被告销售未经许可发行的录音制品的侵权行为侵犯的是著作权人、表演者、录音制作者三者的发行权，而原告只能主张其中其享有的部分发行权。法院参考了上述因素，酌定了赔偿数额。”

看到这个案例，本人比较欣慰，我的观点终于在青岛法院的这个判决中得到印证，也许法院在以后判决中会充分考虑这点。

作者：王瑜（知识产权律师），电话：010-51662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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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谈如何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

刘 武 波

公正与效率是人民法院在二十一世纪的工作主题。确保司法公正，提高司法效率是新世纪人民法院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审判工作的灵魂和生命。作为新世纪的人民法官，应当把锲而不舍地追求司法的公正与效率作为最崇高、最光荣的职责。如何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不仅是各级人民法院着重考虑的，也是每位法官应当思考的问题。下面笔者就如何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谈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在思想上必须对司法公正与效率引起高度重视
最高法院肖扬院长在新世纪来临之际，提出人民法院在二十一世纪的主题就是公正与效率。司法公正是人民法院永恒的追求。提高司法效率是适应新世纪形势发展的要求。维护司法公正，是每一位法官的神圣职责，它体现在每一位法官审理的每一个案件之中，体现在每一次裁判之中，体现在每一项诉讼活动中。它要求人民法院始终把审判工作置于党和国家的工作大局之中，为改革、发展、稳定提供可靠的司法保障和优质的法律服务。为此，必须进一步增强大局意识，全面发挥各项审判职能作用，在确保公正裁判的前提下，努力提高司法效率，追求审判工作的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的有机统一。每位法官对此必须有清醒认识，牢固树立公正意识、效率意识。要始终把政治合格放在首位，明确政治方向，增强政治鉴别力和敏锐性，牢记服务宗旨，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始终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要用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武装头脑，确保政治上的清醒与坚定，自觉运用邓小平理论指导审判工作，使审判工作服务和服从于全党全国工作大局。每位法官都应忠实地履行宪法和法律赋予的职责，确保司法公正，为改革、发展、稳定服务。要以“说老实话、办老实事、做老实人”和“爱党、爱国、爱院、爱岗”为基本要求，在思想上划清正确与错误的界线，增强抵御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侵蚀的免疫力。要以李增亮、陈印田、蒋庆等先进模范为榜样，想事业甘于奉献，为人民不计功利，多为老百姓办实事、办好事，切实为群众做好排扰解纷工作。
二、必须努力提高法官的业务素质
法官业务素质的高低，直接影响到司法的公正性和诉讼效率。特别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快速发展，审判工作面临越来越多的新情况和新类型案件，一个业务素质不高的法官是很难适应的，更别说体现司法公正与效率。因此，每位法官都应熟悉和掌握国家制定和颁布的法律、法规及相关司法解释，还要掌握与审判工作密切相关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知识，现代科学技术知识和其他知识，认真钻研审判实践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要提高业务素质，首先应积极参加教育培训。教育培训有系统的规划、完整的学习内容和明确的要求，通过培训，可以使某一方面的技能得到迅速提高，同时还可加强交流，获取更多的信息和经验，取人之长，补己之短。其次，还可通过不断自学，来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国家新颁布的法律、法规及最新司法解释都必须通过自学来弄懂、弄通，并在审判实践中熟练运用。对一些常用的重要法律，通过自学，可以达到温故而知新。在审判实践中，遇到新情况、新问题，也需要通过自学来了解相关知识。再次，有意识、有选择地参加庭审观摩，也有利于提高业务水平。法官作为一名旁听人员观摩庭审，不仅可以学习优秀法官的庭审技巧和对法律的运用，还可以从中发现不足，提出完善的方法，以提高自己的庭审能力。另外，多向有经验的老法官请教，平时注意积累、总结，也都有利于提高自己的业务素质。
三、要积极推行审判方式改革
审判方式改革，要求办案活动必须依法公开、民主、透明，以公开促公正，从而改变过去诉权与审判权不分，由法官大包大揽为诉审分离，法官居中裁判；由先定后审转变为先审后定，从过去的“暗箱操作”、“不透明”，开庭走过场，走向“公开审理查真相，法官当众断是非”，从过去审的不判，判的不审，逐步转变为又审又判，尽最大可能体现司法公正。当前各类社会主体利益冲突日益增多，案件种类和数量每年都在剧增，法院面临的客观现状是案多人少，工作量很大。因此，提高办案效率，实现快速、高效、优质的办案要求是摆在法院面前的迫切课题，我们必须着眼于从改革审判方式上做文章，尽量减少诉讼中重复、繁琐的环节，最大限度地减少法官重复、无效的劳动，以最短时间办出最优质的案件来。审判方式改革，其最终目的就是要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因此，改革不仅体现在庭审方式上，而且从立案到最后的执行都应当进行改革。在立案上，要完善机制，实行立审分离。过去案件由各审判庭或法官自行立案、收费和审理，由此产生诸多弊端。如自办“关系案”、收受“无管辖案”、争揽“经济案”、推拖“棘手案”等，致使诉讼一开始就偏离公平、公正的轨道，极易造成审判秩序和收费管理的混乱。推行审判方式改革，实行统一立案、统一收费的制度，使立案的不审案，审案的不立案，保证了立案质量，避免了“人情案”、“关系案”的发生，维护了法院的公正形象，同时加强收费统一管理后，避免了审判庭乱收费和收费管理混乱的状况，有利于法院的廉政建设。在庭审方式上，要强化开庭审理，建立规范庭审机制。确立公正高效的审判运行机制，必须把改革的重点放在开庭审理的各个环节上，探索最佳的科学的审判方式。改革中要坚持二个不能变：法律规定的制度、原则不能变，开庭的程序规程不能变。要着重改革的是过去存在的三个弱化现象：即改革当事人举证责任弱化，庭审功能弱化，审判机制弱化而导致的办案效率低、效果差的状况。大力推行开庭审理中的三个强化：一是强化当事人举证责任，完善举证制度。确立“当事人举证为主、法院查证为辅”的举证制度，是审判方式改革中提高庭审功能的首要环节。鉴于当事人举证的意识和能力的局限性，要明确告知各类案件当事人的举证要点和法院调查取证的范围，依法指导当事人举证。同时，要发挥律师的作用，提高举证质量。决定受理的案件要告知当事人有权委托诉讼代理人，对接受委托的律师通知其到庭与法官交换意见，提出举证要求，便于及时为当事人举证。二是强化庭审功能，实行一步到庭和诉辩式开庭方式。实行“一步到庭”就是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主审法官可以直接传唤当事人开庭审理，当庭调解，当庭判决。对于适用普通程序的案件，合议庭对当事人提供的证据进行必要的审查，编写好庭审提纲后直接开庭，在庭审中完成举证、质证、认证工作。一次开庭能够确认事实、分清是非责任的可以当庭调解或判决，不能确认事实和证据的，可以告知当事人补充证据后再次开庭。实行诉辩式开庭方式就是变过去常用的纠问式为诉辩式。法官是庭审的主导者，同时突出当事人在诉讼中的主体地位，法官指导当事人在庭审中进行陈述、举证、质证和辩论，保障其充分行使诉讼权利。法官在庭审中的职责主要是“审”和“判”二个任务，审查、认定事实和证据，裁判当事人的是非责任。这样在法官主持下，由诉讼双方当事人面对面，有话讲在法庭，有理争辩在法庭，有证举在法庭，是非责任分清在法庭，法律和道理讲在法庭，调解和裁判也在法庭。法官通过主持庭审，公开裁判，使胜诉者高高兴兴，败诉者无话可说，旁听者点头称是。而且将庭审过程全公开，不仅有利于公正处理案件，提高诉讼效率，而且还能达到宣传国家法律的效果，增强公民对国家法律制度的信赖和信心，使老百姓在自愿、自觉的前提下，认识法律、信服法律、尊重法律，遵守法律。三是强化合议庭和独任庭的职能。审判委员会要向合议庭和独任庭放权，提高独任庭、合议庭的责任心，强化其职能。同时，要严格执行错案责任追究制，谁办错案谁负责。在执行方面，要实行审执分立，理顺执行机制。执行工作的好坏影响整个审判工作的效果。因此，在观念上要纠正重审判轻执行的倾向，树立执行与审判并重的思想，建立起审判与执行既各自独立又相互配合的工作机制。要改进执行方式，坚持公正、文明执法，做到“三个结合”即集中执行与常规执行相结合、集体执行与独任执行相结合；强制执行与说服教育相结合。在执行中坚持以被执行人履行义务为目的，充分运用法律赋予的强制措施促使被执行人履行已经生效的裁判。通过积极推行审判方式改革，做到快立案、快审案、快执行，最终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
四、要健全制度，加强监督
要实现司法公正与效率，还必须健全各项制度，加强内外监督。法官手中握有神圣的审判权，但权力失去监督必须会导致腐败。党的十五大提出，反对腐败要坚持“标本兼治，教育是基础，法制是保证、监督是关键”。制度建设对提高队伍素质，防腐倡廉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近年来，人民法院在公正司法上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明显成绩，为维护社会稳定，保护国家、集体、公民个人的合法权益，保障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做出了重要的贡献。但也应当清醒地看到，我们的队伍中还存在一些影响司法公正的问题，主要表现在：受地方保护主义的干扰，在个别案件上不严格依法办案；有的受利益驱动，争管辖，抢案办，乱扣押、冻结，乱收费、乱拉赞助；一些案件长期积压，超审限；少数干警为了个人利益，以案谋私，办“关系案”、“人情案”，接受当事人的吃请或钱物，徇私舞弊，贪赃枉法。虽然这些现象只是极少数，但它对法制建设的破坏极大，正如英国思想家弗兰西斯·培根在其《论法律》一文中所讲：“我们应当懂得，一次不公正的裁判，其恶果甚至超过十次犯罪，因为犯罪虽是无视法律——好比污染了水流，而不公正的审判则毁坏了法律——好比弄赃了水源。”江泽民同志在中纪委八次全会讲话中也深刻地指出：“史治上的腐败，司法上的腐败，是最大的腐败，是滋生和助长其他腐败的重要根源。”为此，我们既要强化内部监督机制，又要全力开通外部监督渠道，但功夫要下在内部监督机制的自我完善上，要健立、健全严格的内部制约制度和行为规范。在制度建设上，主要应抓好以下工作：一是改革法院人事制度，按照公开、择优、竞争的原则，做到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二是严格依照法律的要求规范上下级法院之间的关系，完善审判监督制度。三是建立、健全岗位责任制，进一步依法规范审判组织之间，以及审判组织与院长、庭长之间的职责、权限，努力改进审判作风，提高办案效率。四是按照公开、公正的原则，对立案、庭审、执行等工作加以规范，确保诉讼活动的公开化和公正性。五是建立、健全立审分立、审执分立、审监分立的自我约束机制，强化对审判权的制约，这对保证裁判的公正和法院队伍的廉洁具有积极的作用。六是严格规范审判人员与当事人、律师之间的关系，禁止接受当事人及其代理人的吃请，禁止向当事人乱收费、乱拉赞助，禁止私下或单独会见当事人及其代理人、辩护人，禁止为当事人介绍律师和为律师介绍案件。七是推行冤案、错案责任追究制度。八是建立严格的诉讼费收缴、管理和使用制度，落实中央关于“收支两条线”的规定，制订解决乱收费、乱拉赞助和办案“三同”等问题的办法。此外，还要进一步健全、完善政治学习和业务培训制度，建立和健全法官礼品登记和收入申报制度等等。就外监督而言，应着重做好以下工作：一是要建立和完善主动接受党委领导、人大监督制度。党委的领导、人大的监督和政协委员的意见是实现司法公正和效率的重要保障。各级法院应开门纳谏，主动上门征求党委、人大、政协对法院工作的意见和建议，主动邀请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等参与检查、评议法院工作，旁听案件的审理；对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的批评意见，要进行认真负责的调查处理，并应及时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反馈，绝不能敷衍塞责。二是要建立法官违法违纪的投诉制度。各级法院要设立法官违法违纪投诉中心，设立专门投诉电话、投诉信箱和投诉接待室。任何党政机关、社会团体和公民都可以对法官在审判活动中的违法违纪行为进行电话、信函和当面投诉；投诉中心应在纪检、人大工作部门的监督下，定期将投诉情况公布，分别调查处理。我们提倡署名投诉，以便对违法违纪和品行不好的审判人员进行调查处理。人民法院应采取切实可行的有效措施，保护投诉人的人身安全和民主权利。当然，任何机关、团体和公民都应当以对法律负责的态度，实事求是，从维护法律权威和正常的审判活动出发，以自负其责的精神进行投诉。三是要自觉接受舆论监督。要把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公开审判制度落到实处。各类案件除涉及国家机密、公民个人隐私、未成年人犯罪以及法律另有规定不予公开审理外，一律实行公开审判制度，都不许实行“暗箱操作”。公开审理，除允许公民自由旁听外，还可实行电视和广播对审判活动的现场直播，允许新闻机构以对法律负责的态度如实报道。实行现场直播，能增加透明度，使审判活动处于公众和新闻媒体的直接监督之下，有利于审判人员严格依法办事和廉洁自律。

（作者单位：江西省吉水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