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高人民检察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完善人民检察院侦查工作内部制约机制的若干规定

1998年10月22日，最高人民检察院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检察院，军事检察院：
为进一步规范人民检察院侦查业务工作，保证人民检察院对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的侦查工作人员严格、公正执法，文明办案，依法行使职权，防止和纠正违法违纪行为，现对完善人民检察院侦查工作内部制约机制作如下规定：
一、人民检察院对贪污贿赂、渎职等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处工作由不同内设机构承办，互相制约。对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犯罪，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渎职犯罪案件直接受理侦查，是人民检察院的法定职权。人民检察院行使直接受理、立案侦查职权，分别由不同的部门承担，即举报中心负责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的举报线索的受理、管理工作，反贪污贿赂侦查部门、法纪检察部门负责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的侦查工作，审查逮捕部门负责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的审查决定逮捕工作，审查起诉部门负责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的审查起诉工作，控告申诉检察部门负责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的申诉复查工作。
二、举报中心统一受理、管理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犯罪案件线索。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的案件，实行侦查工作与案件线索的受理、管理、审查工作相分离，侦查部门不直接面向社会受理案件。人民检察院举报中心统一受理单位和个人对贪污贿赂、渎职犯罪行为的举报材料，检察机关其他内设部门收到举报线索的，一律送举报中心管理。对举报线索，经举报线索协调小组研究后，按照管辖规定移送侦查部门进行立案前审查，并报检察长或检察委员会作出是否立案的决定。侦查部门应当在一个月内将是否立案的决定回复举报中心，逾期未回复的，举报中心要进行催办。防止擅自办案和压案不办。
三、审查逮捕部门承担对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的犯罪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是否决定逮捕的审查工作。人民检察院办理案件，实行侦查工作与审查决定逮捕工作相分离，人民检察院侦查部门在侦查中需要逮捕犯罪嫌疑人的，一律由审查逮捕部门审查。审查逮捕部门依法提出是否决定逮捕的意见，报经检察长决定。重大疑难案件，应当经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是否逮捕。
根据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检察院对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犯罪嫌疑人适用取保候审、监视居住、拘留和逮捕强制措施的，由公安机关执行。在公安机关执行人民检察院的拘留、逮捕决定时，人民检察院可以协助公安机关执行。
四、审查起诉部门承担对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侦查案件的犯罪嫌疑人是否提起公诉、不起诉的审查工作。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实行侦查与审查起诉相分离，凡需要提起公诉或作出不起诉决定的，一律由审查起诉部门审查。审查起诉部门提出起诉或者不起诉的意见，报请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决定。对需要补充侦查的，移送侦查部门补充侦查。
五、控告申诉检察部门承担有关单位或个人不服人民检察院的不立案、撤案决定的复议、复查工作。人民检察院办理直接受理侦查案件，实行侦查工作与对不立案、撤案决定的复议、复查工作相分离，加强对侦查工作的制约。对经立案前审查决定不予立案的，或者撤销案件的，有关单位或者个人可以向人民检察院控告申诉检察部门申请复议或提出申诉。控告申诉检察部门可以调阅有关案卷材料进行审查，认为不立案或者撤销案件决定确有错误的，应当写出复议或者复查意见，报请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研究决定。
六、财务部门统一管理侦查部门办案中扣押的款物。人民检察院办理案件，实行侦查工作与扣押款物管理工作相分离，侦查部门通过侦查扣押、查获的物品、物证，应当统一由财务部门管理，侦查中扣押款物实行账目与款物分人管理，健全出入库和收付手续。任何部门和个人不得以任何借口侵占、挪用、私分、私存、调换、外借或擅自处理扣押款物。在侦查、审查起诉过程中，对扣押款物要按有关规定移交、上缴或者返还。
七、纪检、监察部门承担侦查部门违法违纪案件的查处工作。人民检察院办理案件，实行侦查工作与监察、督察工作相分离，侦查工作中出现的违法违纪行为一律由人民检察院纪检、监察部门按干部管理权限规定进行查处。对侦查人员违法违纪行为依照有关规定追究违法违纪和错案责任。
八、人民检察院建立对侦查工作集体决策机制。人民检察院要规范侦查部门办案工作制度，坚持民主集中制原则和健全集体决策机制，实行侦查工作办理权与决定权的分离，具体侦查工作必须由二人以上配合进行。各种侦查、强制措施的适用，应当由承办人提出意见，部门负责人审核，主管检察长批准或者决定。侦查中的疑难问题和重要事项，应当由侦查部门集体研究，报经检察长或者检察委员会讨论决定，必要时逐级向上级人民检察院请示。
九、人民检察院实行侦查部门负责人轮岗制度。反贪局局长、副局长应当定期进行轮换，侦查部门的业务骨干也要在反贪局内设机构间实行岗位轮换。
十、加强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侦查工作的领导。严格执行贪污贿赂、渎职犯罪案件要案线索、决定逮捕、决定不起诉备案制度，上级人民检察院对下级人民检察院侦查工作中的决定，发现确有错误的，有权予以撤销或者变更；发现下级人民检察院已办结的案件确有错误的，有权指令下级人民检察院纠正。


论“假冒他人署名”的定性及法律保护
——透析吴冠中诉上海朵云轩、香港永成古玩拍卖有限公司侵权纠纷案

中山大学法学院 蔡业冰

内容摘要：“假冒他人署名”是侵犯了著作权中的署名权还是侵犯了一般民法上的姓名权这一问题，无论在司法实践中还是理论研究上历来颇受争议。本文旨在通过对吴冠中诉上海朵云轩、香港永成古玩拍卖有限公司侵权纠纷一案深入透视其法理本质和社会影响，并从实践和理论等角度提出一点法律分析，以期解决对“冒名”侵权定性上的分歧。
Abstract：That“forged the author’S signature”infringes the right Of signature Of authors Or the right Of name Of citizen as a general right in civil law is a long-term controversial issue both in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judicial act．SO this article discusses some aspects Of this matter through the case On infringement disputes Of Wu Guanzhong versused Shanghai Duoyun Curios Shop and HongKong Yongcheng Curio Auction C0.，LTD．The paper tries to look into this issue concerned law principle substance and public influence．Basing On the legal analysis brought forward respectively in practice and theory，the author expects to show some feasible suggestions to solve the argument Of“false presentation Of the author”．
关键词：假冒他人署名 署名权 姓名权 定性
Key words：forged the author’S signature； the right Of signature Of authors；the right Of name Of citizens；characterization

一、案件综述及其法理辨析
1993年10月27日，被告上海朵云轩、拍卖有限公司联合在香港拍卖出售了一副《毛泽东肖像》，落款为“吴冠中画于工艺美院一九六二年”。拍卖前，吴曾通过有关单位转告上海朵云轩这幅画系假冒其署名的伪作。但是上海朵云轩在接到通知和书面函件后仍与拍卖公司联合拍卖，甚至出具专家鉴定意见称该画系吴冠中作品，致使该伪作以高价竞买成交。吴冠中认为两被告的行为侵犯了其著作权，使其声誉和真作的出售均受到了不应有的损害，遂向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提起诉讼。法院经审理认为，公民的署名权受到法律的保护，同时法律禁止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朵云轩和香港永成在经协议联合主办的拍卖活动中公开拍卖了假冒吴冠中亲笔署名的美术作品，共同构成了对其著作权的侵害。
本案的性质涉及到美术作品假冒署名的行为在法律上如何认定的问题。理论上对此类行为的争议焦点主要集中在被侵权的权利是应以著作权还是以姓名权为对象从而关系到适用何种法律规定这一点上。
著作权法上的署名权和一般民法上的姓名权都是人身权的重要内容，都是基于权利人的姓名而给予相应的法律保护，署名权是姓名权与著作者身份相结合而产生的权利。在著作权的诸多侵权行为中，最常见的莫过于侵犯作者署名权的行为，同时由于侵犯作者的署名权存在着复杂多样的表现方式，所以在法律实践中，对法官为案件准确定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因此，笔者认为，探讨“假冒他人署名”是侵犯作者的署名权还是姓名权将为著作权法的准确适用提供借鉴作用。
二、关于“假冒他人署名”的定性之争
对于本案的定性问题，从不同的思维角度出发存在着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
一种观点认为，在美术作品上冒用他人的姓名，应认定为侵犯了人身权中的姓名权。理由是：首先，著作权法保护的客体为作品，离开了作品对作者著作权的保护就等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因为“真作”并不与被诉侵权的“伪作”同时存在。其次，从我国《著作权法》 的条文看，第47条规定明确保护的是作品本身，制裁的只是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行为；同时，未经他人许可而使用他人的名字，构成对姓名权的侵犯也符合一般的法律规定。从上述消极地排斥了著作权侵权的基础和积极地引用法律条文来看，比较有利于对类似行为作出司法上的处理。①
另一种观点以《著作权法》为依据，认为在美术作品上冒用他人姓名构成对他人著作权的侵犯，一方面于法有据，我国《著作权法》第47条明确将制作、出售假冒他人姓名的作品的行为定性为侵犯他人著作权的列举性规定之一；另一方面，在本案中原告以画作享誉于世，对其署名的冒用构成对于著作权中的人身权利的侵犯，署名权本身即包括了自己利用、 许可他人使用、禁止他人非法使用等几项内容，所以本案对美术作品之署名假冒的问题，以侵犯著作权的行为定性比较合理。
这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是基于对署名权所涉及调整范围的不同界定，同时也是对假冒署名造成的社会影响及法律保护力度的不同理解而形成的。笔者认为后者的观点无论在对署名权的全面理解或对于著作权法立法宗旨的体现方面，还是在对被侵权人的法律保护和依据法律适用规则等方面均优于前者。
三、“假冒他人署名”性质之我见
(一)打破习惯思维定势
署名权是作者在自己创作的作品及其复印件上标记姓名的权利，也称作姓名表示权。署名反映了作者和作品之间的内在联系，表示署名人是作品的创作者②。可见，署名权作为著作人身权的一项内容，与要求确认自己为作者的身份是紧密相联而不可分割的。而根据我国《民法通则》第99条第一款的规定，姓名权是指公民决定、使用和依照规定改变自己的姓名，禁止他人干涉、盗用、假冒的权利。著作人身权实质上是人身权利在著作权法律关系中的具体反映，它独立于著作财产权而存在。署名权与姓名权同属人身权，两者的根本区别在于后者的客体是权利主体特定的人格和身份，而前者的客体则是作者人格具体表现的、客观存在的作品。一般人身权与权利主体的人身是密切结合、不可分割的，离开了权利人的人身，就没有生命、健康、自由和荣誉，而著作人身权与权利主体的人身是相互分离的。作品虽来自作者的大脑的思维活动，但作品一旦被创作完成即与作者的人身分离而独立存在。③根据普遍性蕴藏于特殊性之中的哲学原理，署名权与姓名权分别作为上述两种人身权保护的具体权利，也具有相应的特征区别。因此，其重要区别也是在于主体覆盖面的范围不同，署名权仅对创作作品的作者提供人格利益的保护，与现实作品有着密切的联系，换句话说，作者必须通过作品的直接保护而间接受到保护。但对于本案而言，“假冒他人署名”由于其具有特殊性，所以不应拘泥于作品的是否存在作为讨论的基点，而只有跳出这一习惯思维模式才能在更广阔的理论空间中寻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
(二)寻找法律渊源支持
署名权作为一项精神权利(英美法系国家所称)，在探讨其性质时，我们不妨从精神权利的历史渊源中寻找其根源。精神权利概念来自法国，法国1957年《版权法》第六条将精神权利定义为：“作者应享受对其姓名、作者身份和作品得到尊重的权利。此种权利是永久的，不得转让的，不能凭时效消灭的。”主要的立法宗旨为保护作者的声誉。④
1971年伯尔尼公约所说的署名权就包括了：“作者有权禁止他人在并非其作品上署其名(即禁止‘冒名’)”，这是对“署名权”从禁止他人不正当地署名角度去行使的。这一规定已经得到多国版权法的吸纳，“有些不保护精神权利的国家，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等，均把反‘冒名’作为版权法的一项规定。我国从《大清著作权律》到今天台湾省的‘版权法’，都有禁止‘冒名’的规定。”⑤更有日本版权法学家尾中普子对于日本版权法的一段讲解为证：“关于第121条的典型情况是将别人的姓名作为作者姓名用于自己的作品上，即在自己的作品买不出去时，用有名的作家的姓名发表。”⑥
按照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对伯尔尼公约的解释，郑成思教授将署名权归纳为正反两方面的意思，从正面讲，作者有权(以任何善意方式)在自己的作品上署名，以表明自己的作者身份；从反面讲，作者有权禁止在并非自己的作品上署自己的名字。⑦可见，“假冒他人署名”无论在国际条约以及各国的法律规范体系中，还是在学理研究领域中都有较为明确的规定，并普遍地将其作为著作精神权利保护的一项重要内容。
(三)透视社会兼谈分析
根据本案实际，探究《著作权法》的立法本意，笔者认为，我国《著作权法》关于制裁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行为是为了加强对美术作品的市场管理和画家姓名权的保护，加大打击制作、销售假冒他人署名的美术作品的力度。美术作品由于其本身的价值与作者的知名度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同样一件作品，署上著名画家的姓名就可能由一文不值变为价值连城，所以美术作品尤其容易被人假冒。在美术作品这样一项知识产权保护的客体上，凝聚了人身权和财产权的属性，从人身权这方面看，在美术作品的“智力成果”身份中形成了双重保护即对作品基于“智力创造”的保护和对作者基于“作品”的保护，一部作品上所蕴涵的是作者同作品结合点上的权利内容。从本案原告作为有一定知名度的画家这种身份来看，其美术作品受到的保护已不单纯作为普通作者的智力成果的性质带来的，在很大程度上形成的是一种名人效应，即“美术作品——作者——美术作品”的连锁式反应，可以说，知名人士的著作权由于以往的著作而形成权利，著作则因人的“声誉”而成为更丰富的权利的基础。因此，对名作者姓名在非作者作品上的盗用，实际上是借名人的影响和效应扩大宣传或谋取利益，不仅损害了被冒作者的声誉，还给冒名者带来不合理的经济收入，同时可能影响被冒作者本应取得的收入。故郑成思教授认为，冒他人之名发表非他人的作品是与版权中的精神权利及经济权利都密切相关的，应当列入版权法管辖范围。
笔者认为，我国《著作权法》关于“制作、出售假冒他人署名的作品”的行为应包括作者已经完成创作的作品和作者未曾创作过的作品。本案中假冒他人姓名的行为，由于对象是美术作品，基于知识产权的属性，对其署名权的保护事实上涉及到对作者的姓名权和名誉权的内容，这也是为什么在对其定性上存在分歧的原因之一。一部“伪作”牵涉到对“真作”署名的利用，会挤占“真作”享有的权利空间，不在乎“真作”存在与否，无形中都会造成一种真与伪的对比，同时也会对名作者以后的创作空间和自由带来一定的限制，对于未曾涉“伪”的作者尤其是“名人”本身，其社会声誉在一定程度上会受到影响，不仅对其名誉权造成侵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误导了消费者，构成不正当竞争行为。
(四)依法律保护论优劣
此外，“冒用”姓名又会与法律赋予每个公民的姓名权造成部分调整范围的重叠，造成法学理论中所称的法条竟合现象。但姓名权由于是在一般民法规定中作为调整平等主体间关系的最基本准则，涉及面广，相应地因面散保护力度就弱了很多。而知识产权法对于人身属性权利的保护是在民法基本原理上针对专门领域设计的，集中了保护和打击的力度。在司法 实践中由于著作权与其他民事权利有许多相似之处，因此，著作权关系总是置于民法范围内加以调整。但是，由于著作权的特殊性质(人格属性等)，权利客体(作品)的非财产性以及一系列调整著作权的法律规范自成一体的特点，决定了只用普通法(民法)予以保护是不充分的，故必须通过专门的法律——《著作权法》来为权利人提供特别的保护。因此根据特别法优于普通法的法律适用原则，对本案两被告定为侵害著作权从理论上和操作上都能兼顾。

四、结语
本案于1996年结案，所适用的是未经修改的著作权法，其所涉及的客体——美术作品在法律关系上有较明晰的条文可查，最终以被告侵犯原告著作权判令其承担侵权责任依法有据，但修改后的著作权法却没有对作品的内涵作进一步的细化。所以在涉及到其他一些智力创造成果出现类似的情况时是否可以“一刀切”，这就存在着一个法律适用的“灰色地带”问题。因此，笔者建议应在更广阔的法律空间内用更明确的条文对此类行为予以规范，这也是知识产权法适应社会经济生活发展的需要。


【参考文献】

1、陶希晋总编 刘春茂主编 《中国民法法 知识产权》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2、陈旭主编 《知识产权案例精选》1999年第一版 法律出版社
3、王蒿山主审、李冬梅等编著 《知识产权法学》2000年第一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
4、郑成思著 《知识产权法》第二版 法律出版社
5、李颖怡主编 《知识产权法》2002年第一版 中山大学出版社
6、冯晓青著 《试论著作权中的署名权•知识产权》 1993年第一版


①崔卓兰主编 《国内经典案例解析》 2001年第一版 吉林人民出版社 P467
②王景琦著 《知识产权》 1999年第一版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P170
③史文清、梅慎实著 《著作权诸问题研究》 1992年第一版 复旦大学出版社P101-1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