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失相抵”并非是指将受害人和加害人的过失相互抵销，而是指比较受害人与加害人的过失程度大小，从而确定民事责任的范围。过失相抵原则作为公平理念的一种体现，已经突破了传统民法理论中只适用于过错责任领域的限制，扩展至无过错责任领域。而无过错责任领域的适用也是有限制的。如何界定双方当事人的注意义务程度，还需要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当事人的职业，文化水平，社会经验等因素进行认定。

　　一、过失相抵原则的内涵与法理基础

　　所谓过失相抵，是指当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或者损害结果的扩大具有过错时，依法减轻或者免除赔偿义务人的损害责任从而公平合理地分配损害的一种制度。[1]我国《民法通则》第131条规定：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害人的民事责任。该条款首次提出了我国的过失相抵原则。最高院颁布的《人身损害赔偿解释》第2条对过失相抵原则的适用范围、标准等进行了解释，初步完成了我国过失相抵原则的构建。《侵权责任法》第26条则延续了上述法律与司法解释的规定，明确“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

　　需要明确的一点是，“过失相抵”只是一种形象的说法，并非是指将受害人和加害人的过失相互抵销，而是指比较受害人与加害人的过失程度大小，从而确定民事责任的范围。各国侵权法普遍将过失相抵原则作为减轻或者免除责任的法定事由，只是在称谓上有所不同。比如，德国民法典将其称之为“共同过错”，而英美法则将其称之为“共同过失”，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将其称之为“与有过失”。

　　《侵权责任法》第26条规定“被侵权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依据民法理论，过错包含故意和过失两种情形，据此有人认为该条确立的过失相抵原则也包含受害人故意的情形。然而该法第27条又单列一条“损害是因受害人故意造成的，行为人不承担责任”。26、27条都是第三章不承担责任和减轻责任的情形下的抗辩事由，对此容易造成理解上的偏差。受害人故意是否应包含在过失相抵中？这两条的规定是否是立法瑕疵？立法机关给出了明确的理由：如果损害完全是由受害人故意造成的，即损害发生的唯一原因是受害人故意，应当适用第27条的规定完全免除行为人的责任；但如果受害人对于损害的发生存在故意，而侵权人对于损害的发生也有故意或者重大过失的，则属于减轻侵权人责任的问题，应当适用第26条。[2]例如在机动车交通事故中，行人故意碰撞机动车（碰瓷行为），而此时机动车驾驶员存在逆向行驶、醉酒驾驶等情形，对机动车驾驶员应当是减轻责任而不是免除责任。

　　过失相抵原则的法理基础源自于责任自负原则和公平理念。行为人不能将由于自己故意或者过失而导致的损害转嫁给别人承担。行为人应当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如果行为人要为他人的过错而承担责任，明显违背最基本的公平理念。

　　二、过失相抵的适用范围问题

　　在以过错责任为归责原则的一般侵权中适用过失相抵原则已成共识，但能否在以无过错责任为规则原则的特殊侵权（或者说类型化侵权）中适用过失相抵原则，确实一个在理论界和实务界争议较大的问题。

　　否定说。有学者认为，过失相抵原则作为减免侵权人责任的一个事由，其依据就是过错理论，即受害人存在过错，因此它不能适用于以无过错责任为规则原则的特殊侵权。[3]持该观点的人认为，我国《民法通则》第131条规定“受害人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可以去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从该条中的“也”字可以看出，侵权人有过错的，才能谈的上受害人“也有”过错，该条实际上就是明确了侵权人的过错责任。因此在无过错责任中，不能适用过失相抵原则。

　　肯定说。持该观点的学者认为：无过错责任只是不考虑加害人有无过错，并不是不考虑受害人的过错；按照受害人过错的大小，减轻甚至免除加害人的赔偿责任，与无过错责任的法理并不矛盾，在无过错责任的侵权案件中适用过失相抵原则，实质上是用受害人的过失抵销加害人的责任。[4]

　　在审判实践中，关于过失相抵原则的适用范围问题也发生过重大争论，尤其集中的触电人身损害案件中。依据《民法通则》第123条的规定，从事高空、高压、易燃、易爆等高度危险作业致人损害的，应当承担无过错责任。若依据过失相抵只能适用于过错责任的的观点，在此种情况下，即使受害人对触电事故存在重大过错（比如偷割电缆线）也不能减轻供电公司的责任，这明显不公平。2003年最高院颁布的《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在第2条，实际上已经将过失相抵原则扩展到无过错领域，依据该条规定即使在无过错责任案件中，如果受害人有重大的过失，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但受害人属于轻微过失的，不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我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一次在立法上承认了过失相抵原则可以适用于无过错责任案件中。该法第76条规定“……有证据证明非机动驾驶人、行人有过错的，依据过错程度适当减轻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因此而言，在无过错案件中适用过失相抵原则并无不妥。

　　在此情况下，需要探讨的是，是不是所有的无过错责任案件侵权人均可以以受害人存在重大过失来进行抗辩。从《侵权责任法》规定的承担无过错责任的情形看，有些条文并没有将过错相抵作为减免责任的抗辩事由。如去《侵权责任法》第70条规定，在民用核设施致人损害中的抗辩事由只有两个即受害人故意和战争。该法第80条也明确了禁止饲养的动物致人损害的，动物的饲养人和管理人应当承担责任，在此种情况下动物的饲养人和管理人并不能以受害人存在重大过失来主张减免责任，因为在此情况下，行为人违反禁止性规定饲养猎犬等危险动物是在过错上等同于故意。[5]因此而言，过失相抵原则在无过错责任领域的适用是有限制的。

　　三、过失相抵原则的具体适用

　　（一）双方当事人均为故意的情形

　　双方均为故意的侵权案件多表现为互殴行为。互殴行为虽然是双方的故意行为，但是依然能够依据双方的过错大小、原因力程度来划定双方的责任分担范围。比如要考虑互殴行为的引发者，互殴损害的大小比较等。需要明确的一点是，必须首先将正当防卫的行为排除出来，才能依据上述规则进行责任的划分。如果一方的行为已经构成了正当防卫则不能再依据原因力、过错来分担责任，而应当由侵权人承担全部责任。

　　（二）侵权人故意与受害人重大过失的情形

　　在侵权人存在故意，受害人存在重大过失的情形下，侵权人的责任不能被完全免除，但是不应当承担全部责任。此时，适当地减轻侵权人的赔偿责任才是妥当的。

　　（三）侵权人故意与受害人一般过失

　　当侵权人具有故意伤害他人意图时，表明了其过错是损害发生的唯一原因，此时其行为就具有了显著的非法性，法律应当制裁之。事实上，《人身损害赔偿解释》对此种情形已有明确规定，该解释在第2条中规定“侵权人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致人损害的，受害人只有一般过失的，不能减轻赔偿义务人的责任。”

　　（四）侵权人过失与受害人故意的情形

　　当损害是由受害人故意引起时，侵权人能否免除责任，前文已经有所阐述。此时应注意的一点是，要区分侵权人的过失是属于一般过失还是重大过失。侵权人存在一般过失，可免责，侵权人存在重大过失只能减轻责任。而判断一般过失与重大过失的标准在于行为人对于“注意义务”的违反。注意义务存在三个不同的层级：第一，善良管理人的注意，即某一职业团体、某一专业领域的诚实、理性之人通常具有的注意，未尽到善良管理人注意义务的，构成轻微过失；第二，与管理自己实务为同一程度的注意义务，这种注意程度通常低于善良管理人义务，未尽此注意义务构成一般过失；第三，一般注意义务，即一个理性的、具有基本社会常识的人所应当具有的注意义务，这种注意义务的程度最低，未尽此注意义务，构成重大过失。

　　（五）侵权人的一般过失与受害人的重大过失

　　在过错责任领域，受害人存在重大过失，而侵权人存在一般过失的情形下，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甚至之某些案件中依据具体的案情来免除侵权人的责任。而在无过错责任领域，侵权人的一般过错并不能使侵权人免除责任，因为无过错责任原则的制度设计初衷就是为了加重侵权人的责任，在此情况下只能相应减轻侵权人的责任。例如，动物园在观赏动物的外围设置了铁栅栏以防止游人进入或给动物喂食，而家长引导未成年人给动物喂食，小孩穿过可以阻拦成年人的铁栅栏而跌人动物活动区，收到动物伤害。此时，受害人的法定代理人存在重大过失，而动物园存在一般过失，在此情况下完全免除动物园的责任并不合适，因为动物园并没有考虑到特殊人员的安保措施问题。只能减轻动物园的责任。

　　总之，过失相抵原则适用本质上是损失后果的一种分担过程，如何界定双方当事人的注意义务程度，还需要结合个案的具体情况、当事人的职业，文化水平，社会经验等因素进行认定。

　　
参考文献　
　　施行劳动教养的主要依据是《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和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二条，认定劳动教养“是对被劳动教养的人实行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这成为否定劳动教养是行政处罚，从而肯定劳动教养合法性的主要依据。重庆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2011）渝一中法行初字第63号《行政判决书》，针对原告李某某认为自己在已被公安机关行政拘留10天后，重庆市劳动教养委员会又以劳教审（2010）字第（2010）字第4343号《劳动教养决定书》，决定对其劳教一年，该决定违反了一事不再罚的行政处罚原则，请求撤销劳动教养决定的诉讼理由，认为根据《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第二条、《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八条的规定，劳动教养不属于行政处罚，故原告的诉讼理由不能成立”。可见劳动教养不是行政处罚，是肯定劳动教养合法性的主要依据。
　　“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并非就“不是行政处罚”，因为 “强制性教育改造”并不排除“处罚”性质。《中华人民共和国监狱法》第三条规定，“监狱对罪犯实行惩罚和改造相结合、教育和劳动相结合的原则，将罪犯改造成为守法公民”。可见我国刑事处罚也不排除“强制性教育改造”这一性质。认为“强制性教育改造的行政措施”“不是行政处罚”，在逻辑上就不能成立。
　　在司法实践中，不具有行政处罚性质的“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不能折抵刑期。例如县级以上公安机关，有权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禁毒法》的规定，限制吸毒人员的人身自由，对吸毒成瘾人员作出强制隔离戒毒的决定。由于不具有处罚性质，因此有的吸毒人员涉嫌犯罪时，其在公安机关侦查期间被强制戒毒，在被判有罪后其被强制戒毒期不能折抵刑期。
　　劳动教养可以折抵刑期。1981年7月６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劳动教养日期可否折抵刑期问题的批复》就明确规定，“如果被告人被判处刑罚的犯罪行为和被劳动教养的行为系同一行为，其被劳动教养的日期可以折抵刑期”；“应以劳动教养一日折抵有期徒刑或拘役的刑期一日，折抵管制的刑期二日”。1990年８月６日，公安部法制司在给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免予起诉免除刑罚人员可否再予劳教问题的函》中，认为有“团伙犯罪案件中被免予起诉、免除刑罚的人员，其行为往往对社会危害较大，虽不给予刑罚处罚，但并不等于不能适用其他处罚，对其中符合劳动教养条件的，可以决定劳动教养”，从而确认劳动教养是除刑罚之外的“其他处罚”。同月22日，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在《关于免予起诉免除刑罚人员可否再予劳动教养问题的复函》中，表示“同意你司意见”，明确肯定了公安部法制司关于劳动教养是除刑罚之外的“其他处罚”的意见。如果劳动教养不是行政处罚，怎么可能折抵刑期。
　　劳动教养属于行政处罚，有充分的法律依据。1991年11月1日，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布的《中国的人权状况》白皮书,代表中国政府向全世界宣布：“中国的劳动教养工作，是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1957年批准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等法规执行的。劳动教养不是刑事处罚，而是行政处罚”。1995年2月，国务院又在《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监狱管理和劳动教养工作的通知》中确认：“劳动教养所是国家治安行政处罚的执行机关”。可见无论是国务院、公安部，或是最高人民法院，都确认劳动教养属于行政处罚。
事实上无论劳动教养是否“行政处罚”，由于其“强制性”的主要内容是限制公民的人身自由，因此自2000年3月1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颁布并于同年７月１日起施行以来，有关施行劳动教养的所有法规和规章，都应当予以废止。
　　《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第(五)项规定，对公民“限制人身自由的强制措施和处罚”，“只能制定法律”，从而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三十七条对公民人身自由的保护，更加具体。由于劳动教养“是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1957年批准的《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等法规执行的”，毫无疑问，无论是《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问题的决定》、《国务院关于劳动教养的补充规定》和公安部制定的《劳动教养试行办法》等关于劳动教养制度的规定，显然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立法法》第八条第(五)项的规定相悖，自2000年７月１日起，就应当予以废止。继续施行劳动教养制度，事实上是将劳动教养的法规和规章，凌驾于宪法和法律之上，显然是不正确的。
　　一部立法法不能奈何劳动教养制度，与一部物权法不能奈何《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一样，反映了地方政府或有关部门对行政强权的依赖和行政权力的澎胀。滥用《城市房屋拆迁管理条例》，常常会导致公民的财产权利被侵犯，而滥用劳动教养决定权，则常常会导致公民的人身自由权利被侵犯。两者的共同点都是违反了执政为民的理念，其危害不容忽视，值得我们深思。

　　　　　　　　　　　　　　　　　　　　　　　　　　　　　　　　　杨建国
　　　　　　　　　　　　　　　　　　　　　　　　　　　　　　　　　二?一二年九月三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