盗窃汽车牌照敲诈钱财如何定罪

刘同庆

近年来，许多地方发生了撬盗汽车牌照索取钱财的案件。这类案件，犯罪嫌疑人首先撬盗被害人汽车号牌，并留下写有联系方式的纸条，敲诈车主小额钱财。这类案件犯罪嫌疑人多数在短时间内疯狂作案，危害比较严重。对此类案件的处理，目前在司法实践中有以敲诈勒索罪处理的，有以盗窃罪处理的，也有以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处理的。
一、类案简介：
犯罪嫌疑人庞某于2008年6月17日至19日夜间，至江苏省海安县新宁小区窃得8辆汽车上的牌照，并在被盗汽车挡风玻璃上留下联系电话号码，让受害人向其指定银行账户存入100-300元不等的钱款，进行敲诈勒索，共计敲诈得款人民币2180元。经鉴定，8辆汽车牌照办理费用共计人民币4400元。后庞某在海安县海安镇继续盗窃牌照时，被公安民警当场抓获。
二、本类案件的争议焦点：
笔者认为本案的争议焦点在于汽车牌照是否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盗窃汽车牌照是否属于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的问题。
三、主要分歧意见及评析
第一种意见：本案中，犯罪嫌疑人庞某盗窃他人汽车牌照的目的是要利用所盗窃的牌照敲诈牌照所有人的钱财，属于敲诈勒索的行为，其敲诈得款累计达到2180元，虽然未达到江苏省规定的敲诈勒索罪的追诉标准（敲诈勒索得款人民币3000元），但其在短期内连续作案，属于敲诈勒索情节严重的行为，故对犯罪嫌疑人庞晓飞应以敲诈勒索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二种意见：犯罪嫌疑人庞某先后盗窃4辆汽车牌照，办理费用价值人民币4400元，已达到盗窃罪的起刑点(江苏省规定的盗窃追诉标准为人民币1000元)，且其在短期内多次实施盗窃，故应以盗窃罪追究其刑事责任。
第三种意见：庞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分析如下：
1.盗窃罪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秘密盗取公私财物的行为。本案中，庞某虽然在客观上实施了盗窃车牌的行为，但其主观上是要利用这些车牌来要挟车主用钱赎回车牌，而不是将车牌占为己有，按照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其行为不符合盗窃罪的构成要件，不构成盗窃罪；
2.敲诈勒索罪是指以非法占有为目的，对被害人使用威胁、要挟等手段，强行索取数额较大的公私财物的行为。本案中，庞某虽有敲诈勒索的行为，但其敲诈所得数额并未达到法定的追究标准，故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更有人提出，就算其敲诈总额达到法定追究标准，但因其并不存在单次敲诈勒索的数额达到法定追究标准的情形，其敲诈所得数额需多次累加后才能达到法定追究标准。而我国刑法并未明确规定对敲诈勒索类案件各次作案数额予以累计，或在多长时间内予以累计，因此，累计各次的数额作为敲诈勒索犯罪数额缺乏法律依据，不能想当然的认为只要实施了敲诈勒索的行为就可以累计计算数额。按照“罪刑法定”原则，任何行为只有在法律明文规定为犯罪的时候才能认为是犯罪。故庞某的行为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第四种意见：庞某构成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分析如下：
1.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是指秘密窃取国家机关证件的行为，本罪的犯罪对象--汽车牌照—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理由如下:
⑴ 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工商总局1998年联合发文《关于查处盗窃、抢劫汽车案件的规定》第七条规定“伪造、变造、买卖汽车牌证及汽车入户、过户、验证的有关证明文件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也就是说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定罪处罚，从该规定可已看出汽车牌照属于国家机关证件。
⑵ 根据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省人民检察院、省公安厅1999年联合发布的《关于自行车牌照应认定为国家机关证件的讨论纪要》，自行车牌照应当认定为国家机关证件。同理，举轻以明重，汽车牌照亦应认定为国家机关证件。
根据以上分析，将盗窃汽车牌照认定为盗窃国家机关证件，应当不存在异议。
2.本案属牵连犯
牵连犯，是指其犯罪行为存在目的与手段之间存在牵连关系，即犯罪的目的和手段触犯了两个罪名。本案中，行为人实施了盗窃车牌和敲诈勒索钱财两个行为，其中盗窃车牌是手段，敲诈勒索钱财是目的，两行为间具有目的和手段的牵连关系，属于牵连犯，在两个罪名均成立的情况下，应按牵连犯理论从一重罪处罚，即以盗窃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定罪处罚。
第五种意见：庞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1.汽车牌照不属于国家机关证件；
2.其数额未能达到盗窃罪或者敲诈勒索罪的入罪标准。
笔者倾向于支持第五种意见，即根据现行刑法，庞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1.庞某不构成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原因是汽车牌照不属于国家机关证件。
认为汽车牌照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的依据是1998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公布并实施的《关于依法查处盗窃、抢劫汽车案件的规定》第七条：伪造、变造、买卖汽车牌证及汽车入户、过户、验证的有关证明文件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处罚（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盗窃、抢夺、毁灭国家机关公文、证件、印章罪）。有些省区也有相类似规定，如江苏省就将自行车牌照认定为国家机关证件。据此，汽车牌照被认为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甚至有法院据此作出了相应的判决。
笔者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
(1)所谓“证件”指国家机关制作并颁发的用以证明身份、权利义务关系或有关事实的凭证，主要包括证件、证书。即只有可以证明持有者的身份的才是证件，而“汽车牌照”作为政府颁发的行车凭证，并不能证明车辆所有人的身份，其仅是一种交通标识，不能涵盖在证件的定义之内。
(2)认为“汽车牌照属于国家机关证件”与刑法有关规定矛盾。我国刑法对“汽车牌照”的属性有明确界定。刑法第二百八十一条规定“非法生产、买卖人民警察制式服装、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警械，情节严重的”的行为构成“非法生产、买卖警用装备罪。”第三百七十五条第二款规定“非法生产、买卖武装部队制式服装、车辆号牌等专用标志”的行为构成“非法生产、买卖军用标志罪”。该两条刑法条文均将车辆号牌明确定位为专用标志，而没有直接界定为“国家机关证件”，从而规定在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中。据此可看出，在刑事立法上，“警用车辆号牌、武装部队车辆号牌”均没有作为国家机关证件，而是作为专用标志来看待，那么普通车辆号牌也只能作为普通车辆的标志，而不能作为普通车辆的证件来看待，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法律概念的统一性。
(3) 依据最高法《关于司法解释工作的规定》、最高检《司法解释工作规定》，1998年《规定》仅是“两高”与其他部委联合制定的司法文件，不属于司法解释。而“两高”2007年发布的《关于办理与盗窃、抢劫、诈骗、抢夺汽车相关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二条规定“伪造、变造、买卖汽车行驶证、登记证书，累计三本以上的，依照刑法第二百八十条第一款的规定，以伪造、变造、买卖国家机关证件罪定罪。”最高司法机关对该条的理解是：汽车在交易过程中，涉及各种不同的证件，包括汽车来历凭证、整车合格证、号牌、行驶证、登记证书以及有关汽车的其他证明和凭证。从证件属性看，有关汽车的证明和凭证中，只有行驶证、登记证书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的范畴，其他证明和凭证则不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的范畴。考虑到刑法第二百八十一条、第三百七十五条第二款分别将非法生产警车号牌、军车号牌的行为规定为犯罪，而没有将非法生产一般车辆号牌的行为规定为犯罪，因此，《解释》没有将伪造、变造汽车号牌等其他证件的行为解释为犯罪，而仅仅将非法提供或者出售汽车其他证件的行为解释为依照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追究刑事责任。据此可见，2007年《解释》将汽车牌照明确排除在汽车“证件”之外。2007年《解释》的法律位阶明显高于1998年《规定》，在两者冲突时，应严格执行《解释》，即将普通汽车牌照排除在汽车“证件”之外。
(4) 虽然1998年《规定》对证件的内涵作了扩张性解释，但这种解释仅针对伪造、变造、买卖汽车牌证的情形，而没有针对盗窃汽车牌照的情形，并没有将盗窃汽车牌证的行为纳入该规定，在法律没有规定的情况下，我们显然不能突破罪刑法定的原则对此而进行类推解释，以不适当的追究相关人员的刑事责任。
综上所述，汽车牌照不属于国家机关证件，盗窃汽车牌照的行为也不能构成盗窃国家机关证件罪。
2.庞某的行为属于属于盗窃罪和敲诈勒索罪的牵连犯，但不构成盗窃罪或者敲诈勒索罪。
本案行为人庞某实施了盗窃车牌和敲诈勒索钱财两个行为，其中盗窃车牌是手段，敲诈勒索钱财是目的，两行为间具有目的和手段的牵连关系，属于刑法理论上的牵连犯，根据法学理论，本案中庞某虽有秘密窃取车牌的行为，但其所盗窃数额没有达到法定追究标准。虽然制作车牌需要工本费，申办车牌需手续费，但不能简单地将车牌制作工本费或申办车牌手续费作为车牌的价值。车牌作为一种标志，其只有在和相应车辆配套使用时才具有价值，否则就只是一块普通的铁。所以庞某所盗窃的车牌数额并没有达到法定的追究标准，不构成盗窃罪。同时，因其敲诈勒索数额也未达到法定追究标准，也不构成敲诈勒索罪。
综上，笔者认为庞某的行为不构成犯罪。

四、建议
在司法实践中，撬盗车牌讹诈车主钱财的案件，因为案值较低，根据目前的刑事法律，往往无法追究作案人的刑事责任，以至此类案件呈现上升、多发之势。但此类行为社会影响十分恶劣，在行为人敲诈勒索财物达不到入罪标准时，有必要将此类行为入罪，以形成强大的法律震慑作用，严厉打击此类行为，保护社会利益。
笔者建议最高人民法院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制定相关司法解释，规定：
1.盗撬汽车号牌，敲诈勒索他人财物，累计数额达到人民币2000元以上的，以敲诈勒索罪定罪处罚。
2.盗撬汽车号牌，汽车号牌的价值以办理号牌时所需工本费和手续费计算。
3.盗撬他人汽车号牌，未敲诈勒索他人财物或者未达到敲诈勒索罪、盗窃罪数额标准，但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处罚。
（一）累计盗撬他人汽车号牌3副以上的；
（二）盗撬他人汽车号牌，造成他人财产直接损失累计达到人民币1000元以上的。


〔作者简介：刘同庆（1977-），男，安徽省安庆市人，三级检察官，法律硕士。〕
农业部办公厅


农业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农业部2012年兽医工作要点》的通知

农办医【2012】2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畜牧兽医（农牧、农业）厅（局、办），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畜牧兽医局：

　　为贯彻落实全国农业工作会议和全国畜牧兽医工作会议精神，切实做好2012年兽医工作，我部制定了《农业部2012年兽医工作要点》，现印发你们，请结合实际，细化本地区、本单位工作计划，加强领导，明确分工，落实责任，认真抓好落实。

　　附件：农业部2012年兽医工作要点

　　二〇一二年一月十九日

农业部2012年兽医工作要点

　　为深入贯彻落实中央关于做好农业农村经济工作的有关决策部署，2012年兽医工作要继续围绕“两个努力确保”目标任务，不断巩固兽医工作的好形势，加强兽医工作的好政策，优化兽医工作长效机制，进一步转变兽医工作方式，进一步从政策法规、体制机制和基础保障等方面夯实兽医工作基础，为切实保障动物产品生产供应、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促进农业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做出新贡献。

　　一、精心谋划好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兽医工作，努力提高兽医服务水平

　　（一）调整思路，明确目标任务。我国已进入经济社会加快转型的关键阶段，进入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重要阶段，农业现代化进程中，养殖业发展方式的转变，产业结构的调整，对兽医工作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有关国际组织将兽医服务定位为全球性公共产品。兽医工作在保障动物产品生产供应、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和公共卫生安全等方面的作用日益突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兽医工作的两大任务是有效控制和扑灭动物疫病、维护公共卫生安全和动物产品质量安全。动物防疫目标是逐步消灭重点动物疫病。要不断提高兽医行政执法水平，加强制度建设，构建完善长效机制，切实保障动物产品质量安全，适应人们对动物产品消费的数量和质量需求。

　　（二）理清兽医工作职责，提高兽医服务水平。要构建兽医工作责任体系，着力提高兽医工作组织管理水平。在继续坚持动物防疫地方政府负总责的框架下，强化管理相对人的动物防疫和动物产品质量安全责任，构建“地方政府负总责，生产者承担第一责任，相关部门各负其责”的兽医工作责任体系。要履行好兽医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职责。要把兽医公共服务的统一性与市场服务的多样性有机结合起来，处理好政府兽医工作机构和社会化兽医服务组织的关系，发挥好兽医社会化服务体系的作用。同时，加强政策引导，构建兽医社会化服务体系，提高兽医行业自主服务水平。鼓励大型企业中的执业兽医参与社会化服务。

　　（三）强化政策研究，增强兽医工作的针对性。围绕兽医工作中心任务，组织开展兽医事业发展重大政策调研。结合实际，提出符合事业发展需要的政策建议。重点组织开展兽医法律法规、基层兽医服务体系、重点动物疫病防控政策、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兽药质量监管及兽医工作基础建设等的调研。积极为推动兽医事业科学发展、农业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出谋划策，做出贡献。

　　（四）结合实际，建立健全兽医工作长效机制。要按照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要求，制定禽流感、口蹄疫防治计划，猪瘟、蓝耳病、常见猪病及常见牛羊病防治指导意见。启动实施畜禽健康促进计划，加快推动种畜禽主要动物疫病的监测净化工作，严格种畜禽养殖的市场准入标准。各地要以实施国家中长期动物疫病防治规划为契机，结合当地实际，制定辖区内动物疫病防治规划和重点动物疫病防治计划，大力开展宣贯工作。

　　二、强化措施，毫不松懈地做好动物疫病防控工作

　　（五）着力强化重大动物疫病免疫和监测等基础工作。按照2012年国家动物疫病强制免疫计划，抓好春秋两季集中免疫，加强日常补免，尽力做到“应免尽免、不留空当”。按照2012年国家动物疫病监测计划、流行病学调查方案，做好疫情监测和预警工作，严格疫情报告和核查制度，要充分发挥中央、省、市、县、乡五级动物疫情测报体系和动物疫情测报站的作用，保证疫情信息及时、准确报告。重点组织开展口蹄疫、禽流感、布病等疫病病原学专项监测，做好疫情形势研判，为制定完善重点动物疫病防治计划提供科学依据。继续开展种畜禽场主要垂直传播性疫病监测工作。完善应急防控机制，加强动物疫病防控、应急管理等相关业务培训，及时果断处置突发动物疫情。统筹做好常规病防治工作，加强对生猪、牛羊疫病防治的指导。

　　（六）着力强化非洲猪瘟等外来动物疫病的防范。坚持内防与外堵相结合，加大边境地区防控力度。加强非洲猪瘟、小反刍兽疫等外疫防控技术储备。做好非洲猪瘟风险分析评估。加强边境地区监测、疫情排查、边境督查等防控措施。做好边境地区联防联控，积极协调有关部门，建立健全跨部门协作机制。按照“早、快、严、小”的原则，果断处置突发疫情。继续推进马鼻疽消灭工作。

　　（七）着力强化布病等人畜共患病的防控。继续加大防控力度，有效遏制人畜共患病上升态势。对布病，积极争取政策，做好实施“布病防控三年攻坚计划”的准备工作。按照《全国布病防治工作方案》要求，分区防治，分类指导。对包虫病，实施好14个部委联合下发的《防治包虫病行动计划（2010- 2015年）》，重点省份要开展疫情调查，加强免疫、检疫、驱虫等各项防控措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青海省做好综合防控试点工作。对血吸虫病，进一步加大家畜查治、家畜圈养、封洲禁牧、安全牧场建设等综合防治措施力度，巩固防治成果，严防疫情反弹。同时，做好狂犬病、结核病等人畜共患传染病的防控工作。

　　三、切实做好兽药监管工作，提高兽药质量

　　（八）强化兽药质量安全监管。继续实施兽药良好经营规范（GSP），规范兽药经营活动。继续加强兽药质量监督抽检工作，强化抽检结果利用，实施检打联动，进一步提高兽药质量安全水平。完善兽药标签和说明书范本。加强兽药监管信息建设和运用工作，提升兽药监管信息化水平。紧紧围绕禽流感等重大动物疫病防控工作，继续做好疫苗生产、供应以及质量监管工作，满足防控工作需要。继续健全完善驻厂监督、飞行检查、批签发等监管措施，深化经营、使用环节监督抽检模式，确保兽用生物制品安全有效。加大对不合格产品的处罚力度，严格查处违规生产企业，确保疫苗质量安全。

　　（九）健全完善兽药政策法规和标准。开展《兽药管理条例》执法情况调研，加快推动《兽医器械管理条例》立法进程，抓紧推进出台《兽用处方药与非处方药管理办法》；完成《兽用生物制品批签发管理办法》、《兽药注册评审程序》和《飞行检查工作程序》制修订工作；启动《兽药产品批准文号管理办法》、《兽药注册办法》、《兽药GMP培训指南》、《兽药GMP检查员管理办法》和兽药注册及分类资料要求调研修订工作；开展2010版《兽药典》未收载品种兽药标准清理和发布工作；推进2015版《兽药典》编纂工作，开展兽药标准修订工作。

　　四、加大执法力度，努力保障动物产品质量安全

　　（十）加强动物卫生监督执法。全面贯彻落实《农业部关于进一步加强动物卫生监督工作的意见》，扎实推动动物卫生监督各项工作开展。严格执行畜牧兽医行政执法“六条禁令”。开展动物卫生监督执法队伍整顿。开展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执法能力考核，重点解决差额补贴、自收自支的县级动物卫生监督机构以及不具备独立执法主体资格和独立账号等突出问题。完善动物卫生监督法规标准体系。强化养殖环节动物卫生监管。贯彻落实生猪规模化养殖场无害化处理补助政策。加强屠宰环节动物卫生监管。健全生猪定点屠宰环节“瘦肉精”监管制度和措施，推进产销联动、检打联动，落实屠宰企业主体责任，强化动物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规范动物卫生监督行政行为。开展年度行政处罚案卷评查、行政许可档案抽查，规范行政处罚、行政许可和行政强制行为，提升动物卫生监督依法行政水平。严格动物卫生监督证章标志管理。强化使用监管，严查违法、违规、违纪行为。推进动物卫生监督信息化建设，推行动物检疫证明出证电子化。开展动物卫生监督模式创新试点。强化动物卫生监督机构队伍培训。

　　（十一）深入开展兽药残留监控工作。加强兽药使用监管，实施好《动物及动物产品兽药残留监控计划》，强化畜禽等动物产品兽药残留监测。继续实施兽用抗菌药使用整治行动，强化抗菌药监管和科学用药宣传，加大对违法行为的处罚力度。加强兽药重点品种安全再评价工作。加强动物源细菌耐药性监测工作，保障用药安全。

　　（十二）加强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积极推进动物疫病区域化管理，加快推进生物安全区建设与评估。研究制定生物安全区管理工作的指导性意见，完善无疫区管理技术规范，制定生物安全区标准。在6个无规定动物疫病示范区建设省份开展跨省调运动物卫生风险评估试点。强化已建成无疫区的监测、督查。开展省级动物卫生风险评估试点工作。各省份要组建动物卫生风险评估机构，建立专家队伍，开展技术培训。

　　（十三）积极推进动物标识及动物产品追溯体系建设。进一步完善和推进追溯体系建设工作。完善畜禽标识和养殖档案管理等办法，制定数据库建设等规范标准，制定追溯体系建设规划。完善中央和省级数据中心建设。制定发布追溯体系建设工作的考核评价指标，加大宣传培训和监督检查力度。

　　（十四）加强兽医实验室和动物诊疗机构管理。加强兽医实验室管理。健全完善兽医实验室管理规章制度。强化兽医实验室生物安全监管。严格动物病原微生物菌（毒）种管理。深入推进兽医系统实验室考核，组织开展实验室能力比对工作，提高实验室检测诊断能力。加强动物诊疗机构管理。重点规范城市动物诊疗市场。着力培育动物诊疗机构发展，推进动物诊疗机构标准化建设。

　　五、不断创新兽医管理体制机制，提高机构队伍工作能力和水平

　　（十五）深入推进兽医管理体制机制创新。在巩固现有改革成果基础上，继续采取积极有效措施，按照“完善机制、提高素质、增强能力”的要求，深入推进兽医管理体制机制创新。要全面总结兽医管理体制改革工作，深入研究进一步完善兽医管理体制机制的政策措施。要坚持改革方向不动摇，特别是要处理好兽医管理体制改革与乡镇综合改革和地方机构改革的关系，避免各级兽医工作体系产生新的波动。要加强乡镇畜牧兽医站建设，规范乡镇畜牧兽医站标准化运行。

　　（十六）加快新型兽医队伍建设。加强信息化管理平台建设，创新兽医队伍管理手段。深入推进执业兽医制度建设，继续做好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工作，研究完善执业兽医资格考试工作长效机制。加大执业兽医制度宣传力度，加强从业资格准入管理和从业行为监管。继续强化官方兽医队伍建设，做好官方兽医培训工作。努力提升官方兽医队伍整体素质。加强乡村兽医和村级动物防疫员队伍建设和管理，强化乡村兽医和村级动物防疫员培训。落实基层动物防疫工作补助经费，加强经费使用管理。加快建立地方兽医行业协会，充分发挥政府部门与私营部门、行业协会各自资源优势，形成推动兽医事业发展合力。

　　六、加强兽医科技工作，为动物防疫和动物产品质量安全监管提供技术支撑

　　（十七）加快兽医科技发展。充分发挥企业科技创新主体作用，促进产学研紧密结合，加快科技成果转化，推进成熟技术产业化。加强兽用生物制品应用技术研究，完善产业化品种结构、生产工艺和质量控制配套技术。加强中兽医、中兽药研究，发挥中兽医、中兽药在动物疫病防治中的作用。有效利用各级兽医机构和人才队伍，抓好综合配套技术、集成示范技术、快速检测技术推广应用，积极探索针对各类养殖场所的疫病综合控制措施，促进风险关键点控制技术在从农场到餐桌全过程中的应用。

　　七、加强对外交流合作，不断增强参与国际兽医事务能力

　　（十八）大力推进国际交流与合作。加强兽医系统国际合作人才队伍建设。深入研究并大力推广国际动物卫生标准，加快我国兽医事务国际化步伐。与OIE联合开展兽医体系绩效评估培训。深化与OIE、联合国粮农组织（FAO）、国际食品法典委员会（CAC）等有关国际组织合作，利用其资金技术资源，强化我国动物卫生风险管理、疫情监测和快速反应能力。边境地区要加快探索构建跨境动物疫病防控机制，加强与相邻国家的交流合作，建立信息沟通渠道、动物疫病联合控制机制。